日期：2022-10-10 20:31:38
　　第一章《三家分晋》
　　先讲一段故事，故事出自《战国策》。
　　郑同拜见赵王。
　　赵王问：“先生是南方的博学之士，不知来到敝国，有何见教？”
　　郑同回答说：“臣只是南方的一个鄙陋之人，岂敢有劳君王下问？不过，尽管如此，大王您已经提出了问题，臣又怎敢不回答呢？臣少年之时，家父曾教臣兵法。”
　　赵王摇头，“寡人不喜欢兵法。”
　　郑同抚掌大笑，“兵法本就是狡诈之人才喜欢的东西，臣来时就猜想大王您不会喜欢。早年间，臣也曾以兵法游说过魏昭王，魏昭王也说，他不喜欢。臣就对他说，‘大王的行为能比得上许由吗？许由没有被世俗的名利牵累，所以不接受大尧的禅让。可是您呢，已经接受了先辈留下的江山！您想要保住宗庙平安无事，国家领土不被侵占，社稷之神得到祭祀吗？’魏昭王顿时不语了。是呀，如果有人揣着万金之财，独自在野外露宿，本身又没有孟贲那样的威猛，荆庆那样的果断，身边也没有强弓利箭用来防御，那么，不超过一个晚上，此人就会被害死。现在，有强大而贪婪的敌人进逼大王您的国土，晓之以理，动之以义，敌人都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大王您如果没有防御装备，又该用什么去抵抗敌人呢？大王您如果不求取兵法，敌人的野心不就得逞了嘛？”

　　赵王听到此处，赶紧起身施礼，“寡人明白了，请您多加指教！”
　　~~战国特色~~
　　这段故事中涉及七位人物：郑同，赵王，魏昭王，许由，大尧，孟贲，荆庆。
　　魏昭王是魏国国君，公元前295年至公元前277年在位。
　　许由是上古时期的贤人，大尧晚年的时候，想传位于他。许由拒绝了，他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还跑到颍水清洗自己的耳朵，表示不愿意听到这种话。许由淡泊名利，因此被后世奉为隐士之祖。
　　孟贲是秦国著名勇士，活跃在秦武王（公元前310~公元前307年在位）至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在位）时期。

　　荆庆的身世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荆庆即成荆，是春秋时代齐国的著名勇士，也有学者认为荆庆即荆轲，就是行刺秦始皇的那位著名刺客。
　　但是，文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郑同和赵王呢？
　　先说郑同，除了这次短暂出场，笔者再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他的身世不可考，他的事迹也不可考。
　　至于赵王，自然是指赵国国君，但具体是哪一位，不得而知。郑同拜见赵王时，说自己之前曾游说过魏昭王，那么这位赵王应该与魏昭王同一时期或者晚于魏昭王，符合此条件的有赵惠文王、赵孝成王、赵悼襄王、赵王迁、赵王嘉，共五代君主。如果郑同所说的荆庆就是荆轲的话，荆轲刺秦发生在公元前227年，那么这个赵王就只能是赵国末代君主赵王嘉了（公元前228年~公元前222年在位）。要符合这个推断，郑同必须是位长寿者，要知道，赵王嘉可比魏昭王晚了好几十年呢。

　　大家要挠头了，这也太乱太绕了。

　　是的，这就是战国特色，战国史就是一部令人挠头的混乱历史。
　　首先是史实的混乱。
　　因为时代不同了，春秋时代，还勉强可以用仁义礼信之说作为虚饰，而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讲的是利益，以势相争，以谋相夺。
　　就像郑同见赵王所说，像许由那样的道德完人只能呆在世外，因为现实社会是物欲横流的，只谈道德讲仁义，而没有谋略和兵法，那么伤害就会随之而来，国将不国，民众也不得安宁。
　　战国崇尚暴力，崇尚诈术，是大乱之世，大争之世。春秋时期打仗，还会宣告天下，我为什么要打你，哪怕是欲加之罪。战国时代，打完你，你都不知道咋回事！
　　春秋战争一般数万人规模，多则十几万二十余万，可到了战国，特别是战国后期，几万人充其量算是个仪仗队水平，一战死个十数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也不是稀罕事了。

　　当然，春秋礼仪之兵的背后固然是因为理念，更是因为能力达不到。春秋时代，生产力低下，一场大战后，需要多年发展积累，才能缓过劲来，而战国时代，铁犁牛耕加上垄耕种植技术，催生农业大发展，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这就迫使诸侯动辄发动战争。
　　战国，战国，无国不战，无岁不战！
　　能力达到了，很多事情就开始做绝了。打了半天就为了让你喊我一声盟主大哥？
　　呸，我要亡你的国！
　　做盟主有什么意思？真正的大国不需要一群小弟前呼后拥，而是整个天下都是我的！
　　再就是史料记载的混乱。
　　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为统一言论，实施了焚书计划，除了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科之书外，私人收藏的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书籍以及六国的史书都在焚毁之列。据学者考证，焚书之时，秦始皇特意在宫中保留了整套诸子百家书籍及六国史料，作为孤本以备查询。然而数年后，秦帝国灭亡，项羽在秦皇宫放了一把大火，燃烧了整整三个月，皇家藏书尽皆焚毁。
　　诸子百家学说还好，因为民间多有修习者，通过口口相传，还能保存下来。但六国国史就不同了，这属于官方资料，藏于府库，民间没有传承，烧了就是真的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比战国的年代更为久远，历史脉络却更为清晰的原因（时间记载经常精确到月、日）——《春秋经》及“春秋三传”是以儒家经典的方式得以传承下来的。

　　至于战国史料，都已随着两场大火烟消云散了，我们今日解读战国，所能依靠的主要是《史记》《战国策》，再就是从诸子百家传承下来的只言片语间寻找历史的痕迹了。
　　《战国策》并非史书，而是一部记述战国时期策士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的纵横家书，其言辞夸大，多有臆造，我们很轻易就会发现其中的很多谬误，甚至连宏观形势的论述都是错的。把它作为史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史记》被称为“信史”，司马迁依托号称汇集天下书籍的家藏，又游历天下广泛汲取资料，才得成书。但即使如此，《史记》的战国部分也明显要比春秋粗疏得多。像苏秦活跃的年代，就有很大争议，至于齐国的年表，更是差错百出。
　　《史记》中大部分记载是以秦国为主线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司马迁找不到足够多的六国史料做为支持，所以只能以秦国史料做为基调。然而秦国史料有两大特色，一是简陋，“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二是主观性太强，喜好鼓吹己方胜利，淡化己方失败，经常出现某年秦军攻占了甲城，数年后，秦军又攻占甲城的记载，这不是记载重复了，也不是两座城池同名都叫甲城，而是在秦军两次攻城期间，人家反攻收复了失地，秦国史料因为避讳，未予记载的缘故。

　　司马迁自己都感叹，官修史料太少了，许多空白缺漏的地方，只能借鉴策士之书，或者采信民间书籍与传说了。因此我们读《史记》，经常看到同一事件在不同篇章中的记载大相径庭，这不是司马迁疏忽，而是当时的资料太过混乱，他老人家难以辨析出真相，故而把各种矛盾的资料都收集在一起，以供后人考证，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