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我结婚。婚礼极简，不过是两家人吃了一顿饭，高磊是伴郎，全程忙前忙后，我倒像个木偶配合流程，特别省心。从小就是个怕麻烦的人，不然也不会把人生过得那么混沌。用娇娇的话说，就是懒。我说，我是怕。我们的女儿当时已经一岁多，身为父母婚礼上最特别的嘉宾，理所当然抢走了所有人的关注。有时我盯着她多看几眼，仿佛能看到我自己，只有为人父母才会了解生活真正的艰辛，否则你这一生所受用的善恶，始终缺一角。我妈在酒桌上哭了，平时滴酒不沾的她连干了三杯，随后又倒满三杯，起身洒在地上，敬我爸的。看得我眼睛也有点湿，他们俩初为人父母时都才二十五岁，比后来的我更风华正茂。女儿小名叫白白，别人都以为是打招呼那个拜拜，闹了不少笑话，只有娇娇懂我，取自何意。女儿快一岁开始，我便时常跟她对望发呆，那双眼好像有股能涤荡不洁的魔力，赐予我短暂的心安。清醒过后，又会莫名替她感伤。因为我知道，那股魔力会随着她年龄的增长渐渐消失，人世间太多的不洁，会混淆她的视听，浸染她的心胸，甚至胁迫她与之同流合污。人性的最初，都是非黑即白，两者势均力敌，终己一生像在打一场灵魂的争夺战。然而我所见识过的人，绝大多数在成年以后，都是白不敌黑，服输告饶。我清楚我自己这一场灵魂之战看样子是要败的，却固执地将仅存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天真的孩子身上，希望等她长大成人那天，灵魂里能多一点白，再多一点白。

　　假如说我三十岁前的人生有过辉煌，只那么一次。十五岁那年，我在那次作文比赛中拿到一等奖，从北京回来后的第二个月成绩公布，随后我登上了本市报纸教育版头条。一等奖的奖金有三千块，十五岁以前我从来没在手里一次攥过那么多钱，虽然是一张汇票，比不上三十张人民币有厚重感，但是当我把它交到我爸手上时，他的双手往下沉了又沉，拉弯了腰，好像是在接受领导颁奖。在我刚上小学时，他一直是厂里的先进职工，每年年底都会从领导的双手中接过一箱鸡蛋、一袋白面、一盒冻刀鱼，还有他最看重的那张奖状。那些奖状直到他去世还贴在客厅的墙上，整整一面，跟着老房子一起泛黄发霉。厂子倒闭，下岗以后，我知道他最怀念的还是上台领奖的瞬间，那是属于他一生不复再有的辉煌，直到我那张奖状最后一次成全他，我偷偷凝视了他那双手很久，除了被热油溅烫的疤痕，十个指甲缝里是永远洗不净的辣椒面跟孜然。自己结婚以后，我曾无数次在睡前回忆他短暂的一生，他的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败给了贫穷，但他的灵魂没有败给黑暗，起码他身体里的白，到死都没服软过。

　　刚从北京回来时，只有秦理问过我，决赛出的什么题目。我说，开放题，两百人坐一个阶梯教室，监考老师拎着一台小电视走进来，开机是一片雪花，小时候看电视坏了的那种，放了一分钟没关掉说，开始写吧，限时一小时。秦理问，你写的什么？我说，《黑白战争》。秦理说，还行。说完就回自己座位看书去了。直到我获奖，他对我的评价也始终停留在那句“还行”。后来一段时间的秦理，跟谁讲话都是看心情，有时会突然出现在我跟冯雪娇面前，问左右不靠的怪问题，其余时间都坚守在属于他的角落，写着什么或看着什么。自从他跟黄姝从那个防空洞里走出来，两个人好像都有种说不出的改变，但彼此之间更加亲近。进入初二下学期，冯雪娇主动提出以后周末要减少活动了，得为升高中部的大考做准备，可以前最爱折腾的也是她。秦理对升学表现得无所谓，在我有一个月没见到黄姝的日子里，他们俩几乎每周都见面，直到后来黄姝出事，我们才知道两个人还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黄姝遇害的那间砖头房。刚入秋时，秦理曾被学校试图劝退过，但他毫不理会，坚称每次大考都是故意压着及格线答的，学校没有正当理由，他又没犯法。我之所以对这个时间点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秦理当时每天往回捡落叶，各式各样，贴在那本交换日记里，做上标记，搞得教室地上到处是碎叶子，被值日同学投诉，但他毫不理会。学校也确实没法强行撵他走，可是又看不懂他硬要留在学校的目的。用校长的话说，好好一个少儿班的神童，怎么就魔怔了呢？

　　2002年秋天，某个清晨，冯雪娇的姥爷杨树森在睡眠中停止呼吸，快八十了，一点没遭罪。冯雪娇发现给自己做了十几年早饭的姥爷当天居然没起来床，推了又推也不动，才明白过来。他姥爷当了一辈子丨警丨察，听说出殡当天出动了好多警车。冯雪娇三天没来上学，憋在家里自己哭。那个周末，是五个人最后一次集体活动，约在碰碰凉喝饮料，黄姝组织的，担心冯雪娇在家憋坏了，想陪她散心。冯雪娇一边吃一边哭，黄姝在一旁安慰。高磊提议说，下周学校组织去大连秋游，住两天两夜，一起报名吧。黄姝附和说，去好好玩吧，真羡慕你们。我转头问秦理，你去吗？秦理说，没想好，家里有事。我问，什么事？秦理说，我爷爷死了。除了黄姝，其他三个人像同时挨了雷劈一样呆在座位上。秦理把一场死亡说得波澜不惊，对比得冯雪娇似乎做作了，一个老人的死居然也能抢另一个老人的风头。我质问秦理，为什么不早说？不把我们当朋友吗？秦理说，没想说，也没发丧，就我和我哥。我指责说，你应该说的，万一有我们能帮忙的。秦理说，死人还有什么忙可帮？秦理说话过分了，当时我有点生气。黄姝看出来了，打岔说，你们都一起去玩吧，等你们回来给我讲，大连我一直都想去。冯雪娇终于不哭了，接话说，那等我们明年考完了试，咱们五个也一起去外地玩两天，好不好？这次我们先去。黄姝说，一言为定。冯雪娇看着我时，我说，要交四百五。高磊说，没关系，你跟秦理的我请客。秦理说，用不着。我说，我回家先跟我爸妈说说。冯雪娇追问秦理，那你到底去不去？秦理说，去。

　　黄姝非要抢着买单，她掏出钱包时，我们都看见里面夹着的那张五个人的大头贴，还有一张纸片，上面是用红色圆珠笔画的“火炬”草图，冯雪娇画的。冯雪娇惊叹，哎呀，你还留着呢。黄姝说，当然，我觉得特别好看，还想哪天文在身上呢。冯雪娇彻底把悲伤忘干净了，惊叫说，太酷了！真羡慕你，没有爸妈管，我将来要敢文身我爸能打死我！话一出口，才知道犯错了。黄姝笑得很委婉，冯雪娇说，对不起。黄姝说，没关系，你帮我想想文在哪儿会好看？冯雪娇说，脚踝？后腰？听说还有女生文在胸上呢。两个女孩嬉笑起来。黄姝说，我觉得手腕也挺好看。冯雪娇说，好看。高磊插嘴说，文身得想好，没法后悔。黄姝说，我也就说说，怕疼。冯雪娇学舌说，我也怕疼。

　　假如我知道，那是我们五个人这辈子最后一次相聚，我不一定会更感伤，散伙是人生常态，我们又不是什么例外。只是我偶尔会想，假如那天真能重来一次，应该过得再庄严一点，正式地吃一顿饭，拍一张照片，好好看着对方的眼睛说声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