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的时候，我见到了李俊海。他瘦得像个猴子，被法警捏着脖子进来的时候，他瞪着呆滞的眼睛扫了我一眼，我发现他的目光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内疚。我想大声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为什么？！可是，当我看到他的那一瞬，心突然软了，就像一块烧红了的铁一下子戳到冰凉的水里那样，冷却了，没有了灼人的气息。我直直地看着他，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我觉得他像一把木头做的刀子，一点一点地在割我，疼、麻木且忧伤着。
　　休庭合议的时候，我俩被法警押着蹲在法庭对面的树阴下。
　　我说：“俊海，你害了我。”
　　李俊海似乎不敢抬头看我，期期艾艾地说：“我跟法庭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我晕……我不想说什么了，心乱成了一锅粥。
　　刚才在法庭上，审判长问我：“被告杨远，照你的说法，你是清白的了？”
　　我回答得毫不含糊：“是的，我是清白的。”
　　审判长说：“你的供述与被告李俊海的供述有很大出入，我告诉你，如果总是对不起来，这个案子将无限期拖延下去。”
　　李俊海猛地把脸转向我：“杨远，你怎么这么傻？你这么拖着不承认，这不是害人害己吗？”
　　我立刻想到了牛玉文，他可以证明当时我没离开过酒桌，此念一起当即打消，我害怕把他也牵扯进来，那更乱了。
　　李俊海的脸涨成了松花蛋的模样，看上去是那样的真挚，那样的委屈，那样的无可奈何。有一刻，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难道那天我真的参与了抢劫？难道我真的像《起诉书》上说的那样“掏出匕首威胁客人交出钱财”了？我迎着他的目光，干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他跟我对视了几分钟，嘴唇突然颤抖了两下，哇地哭了：“杨远，求求你，说实话吧。”
　　我麻木了，麻木得如同一根竖在寒风里的木头。
　　审判长不停地问：“你到底拿没拿刀子威胁客人？”
　　我不是不想回答，我是真的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仰着头，眼如死鱼，心如死灰。
　　在树阴下呆了不到半个小时，又开庭了。
　　审判长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他在“朗诵”些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法警过来推了我的脑袋一把：“你聋了？让你作最后陈述呢。”
　　都这样了，还陈述什么？我说：“我没有什么可陈述的，你们看着判吧。”
　　迷糊中，我清楚地听到这么一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远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一年零一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被告杨远，上诉不上诉？”审判长在例行最后的程序。
　　“不上。”我知道，上也没用，还耽误时间，我想早点去劳改队里申诉。
　　闭庭的时候，我站在威严的国徽下面，泪雨滂沱，当时我哭得伤心极了，哭得腰里直抽搐。
　　李俊海站在我的旁边，他好象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兄弟，这就不错了，我还八年呢。”
　　我转身往门口走去，那里有一片灿烂的阳光，阳光下一朵小花正在绽放，光彩夺目。
　　杨远说到这里，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我莫名其妙：“远哥，你笑什么？”
　　杨远不理我，把脸转向后窗，大声喊：“阎坤！你死了吗？为什么不喊你远哥了？”
　　阎坤好象在睡梦中被他吵醒了，叽里咕噜地嘟囔道：“又犯神经了……哥们儿，有事儿吗？”
　　杨远的眼睛突然放出了狼一样的光芒：“俊海伤到了什么程度？”
　　阎坤的声音半死不活：“跟你一样，把肝尖让林武给他切去了。”
　　杨远哦了一声，喃喃地说：“我怎么会跟他一样？我至于跟他一样吗？我傻了？”
　　我发现，此时他似乎有点神经错乱，我给他盖了盖毯子，垂下头，没敢再看他。
　　1984年7月27日，我满十八岁了，这一天是我判决后在集中号呆的第三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段所来了，他拨开窥视孔冲我勾了勾指头，我连忙靠了过去，段所说：“你爸爸给你捎了点东西。”说着就把门下方的大窗口拉开，递进一个纸包来。
　　我的心一抽，接过纸包问：“我爹他走了吗？”
　　段所点点头：“走了，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不能接见。”
　　我说了声“谢谢政府”就把纸包打开了，那里面包着一双鞋，是用黑颜色的布做成的，底是很厚的那种白布纳的，针脚密得像用缝纫机拶的，我知道这是我爹的手艺。我小时候的鞋都是我爹亲手做的，穿在脚上很舒服。在废品站当临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傅嫌我的鞋底不抗“造”，用一块轮胎皮子给我做了个鞋底，我爹很恼火，立逼着我用剪子将它抠了去。我爹说，他一个收破烂的懂个屁？这种底子穿上，结实倒是结实了，那还叫手工鞋？老祖宗的这点玩意儿就这么让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给糟蹋了。我感到好笑，这都哪跟哪呀，可又不敢不听他的，回废品站以后，老师傅还好一阵纳闷，这孩子真不会过日子，好端端的一双鞋，没穿几天就透底子了。我爹可不管那一套，他很喜欢给我和弟弟做鞋。这种鞋，我一个月就能穿破一双。去机械厂上班以后，我爹就不给我做这种鞋穿了，他说，儿子，咱也是在城里上班的人了，咱得穿皮鞋了，再也没给我做。
　　看着这双鞋，眼前就浮现出我爹睁着那只视力模糊的眼，坐在灯下给我纳鞋底的情景。他的影子孤单地映在墙上，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针扎破了他的指头，他把嘴巴嘬起来，那根指头在嘴巴里一扭一扭……我的鼻子蓦地一酸，差点儿流了眼泪，我赶紧冲大家笑笑，我说：“老少爷们，今天我过生日，我爹给我做了双鞋，这种鞋最适合在劳改队里穿，倍儿有派……”
　　我说不下去了，心里难受的要死。
　　一个叫“**”的老头，接过鞋赞道：“好手艺，比我老娘做的还好呢。”
　　一提娘，大家都眼泪汪汪的，饭也吃不下去了。
　　鞋里还有一张纸，**抖着那张纸说：“蝴蝶，这里还有一幅画儿呢。”
　　我接过来一看，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我用那张画挡着脸，往伤心里使劲地哭，哭得十分难听。
　　那是我弟弟给我画的画儿，那上面画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解放军，他的腰板笔直，他的表情很严肃，他的衣服是用蜡笔和兰色钢笔水涂的，眼睛像关公，脸像张飞，胸口敞开着，胸前是一只像老鹰一样的蝴蝶……他站在蓝天下，显得英姿勃勃。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我梦见我和我爹牵着我弟弟的手，走在天上。黄颜色的和红颜色的还有白颜色的云彩，一缕一缕地从我们身边飘过，伸出手来就可以抓一把放在手心里；远处飞翔着一行一行的大雁，它们默默地飞，没有一丝声响；红彤彤的太阳像锅盖那么大，它就那么静悄悄地悬挂在我们仨的头顶上，一点也不刺眼，一点也不烫人，照得身上暖洋洋的。我爹说，嗨，多么美的景色呀，大远，你快看，多么美的景色呀。我弟弟依旧结巴着，他说，嘿，嘿嘿，嘿。
　　我笑醒了，我以为我会大叫起来：弟兄们，快来看，多么美的景色呀。可是我发现，我的脸上满是泪水。
　　“杨远，出号！”十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段所在门口喊我。
　　“是！”我一个猛子蹦了起来，我知道，我即将被发往劳改队服刑了。
　　值班室门口站着一个面皮白净的年轻丨警丨察，见我抱着铺盖来了，冲我点点头：“你叫杨远？”
　　我在他三米远的地方蹲下了：“报告政府，我叫杨远。”
　　丨警丨察笑了：“好嘛，这不也没那么吓人嘛，我还以为流氓集团首犯长了俩脑袋呢。”
　　我陪他笑了笑：“那个脑袋掉了，这个也快了。”
　　丨警丨察拉下了脸：“废什么话？进去登记！”
　　登记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个丨警丨察是入监队的中队长，姓马。
　　瞅个机会，我问站在一旁的段所：“所长，你不要我了？”
　　段所的口气很无奈：“我倒是想要你，可你这刑期？”
　　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段所，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等我出狱了，我会回来看你的。”
　　段所盯了我一眼，叹口气不说话了。
　　我们一行六个人跟在马队长的身后，像一串用铁丝穿起来的蚂蚱，哆里哆嗦地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警车。
　　坐在车里，听着城市里喧闹嘈杂的声音，我很茫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入监队在一个大院的西北角上，是一座孤零零的橘黄色楼房。我们一行人跟在马队长的身后，战战兢兢地进了楼底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一个相貌凶恶的黑大个儿，马队长冲黑大个打了一个响指：“董启祥，看好了，这都是你的人了。”
　　那个叫董启祥的黑大个咧了咧香肠般厚实的嘴唇，上来一个一个把我们按在靠墙的位置蹲好，然后问：“‘二看’的？”
　　大家都没敢说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马队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点着我们说：“来吧，一个一个的说。”
　　董启祥掏出烟给马队长点上：“马队，你忙你的去吧，这儿有我呢。”
　　马队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忙晕了……那好，我还得去‘一看’呢，登记完了就带他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