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3-30　20:11:32

　　（三）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
　　修筑捍海大堤，在当时无疑是一项繁复的工程。宋帝国的官员们，围绕修不修堤这个决策，发出了种种不同的声音。
　　有人反对，说范仲淹越职言事，小小的盐仓监，只管收盐就是了，哪来管这么多事？也有人提出，修堰之后，积潦难排，要知道，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海患，是采取躲避退让的态度。况且，这项工程所费巨大，万一其中有变，谁来承担责任？范仲淹的一纸建言，无疑在众多官员间投入了考验人心的试金石。

　　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们在观望着，等待着，期盼着，洪水与海水，已经折磨得他们身心俱疲。范仲淹慷慨陈辨，身为盐监，盐民逃荒，无以收盐；而修堤以“束内水，挡外潮”，分内事也！
　　张纶赞许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海涛之患十之九，积潦之患十之一，修堤挡海，利大于弊！在这场论辨中，张纶坚定地站在了范仲淹一边，他在奏疏中，甚至还向仁宗皇帝附上了一束当地灾民们吃的野草。
　　工程规划获得了批准，范仲淹被任为执事者，共征集通州、泰州、楚州等地四万民夫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修堤工作中来。范仲淹的身影，活跃在修堤的人群中，他每到一处，都会赢来敬佩和感激的目光。
　　数年之后，当范仲淹离开的时候，一条延绵数百里的海上长城已经崛起，堰基宽三丈，高一丈五尺，顶宽一丈，像一条巨龙，静静地伏卧在海边，捍患御灾。这条大堤，后来被称为“范公堤”，千年之后，历经数十次加固拓宽，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的204国道的一部分，当初的生命堤，变成了贯通南北大通道。到了二十一世纪，奔腾的黄海，已经远去范公堤百余公里，堤内良田万顷，春天绿树花红，秋日粮棉丰收，昔日的海潮风险之地，已变成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让一个人记住另一个人，是件比较容易的事。但如果让一座城市记住一个人，或者让历史记住一个人，那么，需要时间的检验。宋朝庆历年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运用，使得历史人物被记住的可能性，在传播方式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民族记忆力籍此大大提升。范仲淹的到来，正是沿海而居的百姓们面临危险与困境之时，他没有沉默，发出了请命代言之声，为我们这座城市，以及邻近的几座城市，开启了幸福之门。后来他所任职的兴化县百姓，有许多为了感谢范仲淹的再生之恩，纷纷将姓氏改为范。

日期：2011-03-31　21:25:43

　　（四）雄心敢议万里途
　　在有宋一朝川流不息的士大夫队伍中，范仲淹是个刚直不阿、而且喜欢管闲事的官员，他的好朋友欧阳修在为他盖棺定论所作的墓志铭中，有这样一句话，“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1026年，范仲淹在丁母忧回乡期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知己——晏殊，并且欣然应邀出任应天府学教席，干起了教授莘莘学子的老师行当。晏殊回京之后，也及时向仁宗皇帝推荐了这位德行俱佳的范先生，担任秘阅校理。

　　然而，“雄心敢议万里途”的范仲淹一旦入为京官，屡屡在朝中大胆建言，而且出语惊人，甚至连太后、皇上、宰相都为之心烦。
　　天圣七年（1029年），汴京城内风平浪静。一条消息从宫内传出，仁宗皇帝要在冬至节这天，率领百官为刘娥太后上寿。皇帝儿子向太后母亲行跪拜之礼，一般人听了也就听了，没多思索，这是皇帝的家事，整个朝廷天下都是赵家的，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随他去了，但身为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得知此事，却着急得不得了，吃不香睡不安，呈上一篇奏疏，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他说，皇帝若是在后宫内尽孝，奉亲于内，自可行家人礼数，但一个堂堂大宋天子，“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现在却要和臣子一样，当众跪拜太后，于礼不合，这样的举动事关朝廷体面，是“弱人主以强母后”的举动，有损君主之威严，不可为后世效法。

　　也许觉得还不尽兴，范仲淹又上一篇《乞太后还政疏》，认为仁宗皇帝已经二十岁，老大不小了，请求刘娥皇太后放弃垂帘听政，还政于仁宗。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来京不久的年轻范官人身上。皇太后刘娥见了奏疏，并未理睬。倒是晏殊，闻言大惧，将范仲淹叫来，狠狠地训了一通，京师乃水深之地，你这样的小官，越职言事，狂妄不堪，出尽了风头，万一惹出祸端来，岂不是连我这个举荐人都要受累？对于晏殊的怒责，范仲淹从容答道，我正是受了您的荐举，生怕言行不能称职，使您蒙羞，想不到竟然因为我的正论，却得罪于您。晏殊本来想发作一番，但范仲淹含屈辨论，直言谠议，在理在边，晏殊听了，竟无以应对。

　　上寿仪式如期举行。皇太后对于还政之事，也无动于衷。看来京城呆不下去了，范仲淹自请外调，任河中府通判。二十岁的仁宗，对于范氏这批耿直大臣，却留下了甜蜜的印象。范仲淹的大胆言事，获得了朝中正直臣僚们的一致好评，他们聚在都门外，为范仲淹饯行，把酒临风，声称“此行极光”。
　　范仲淹淡淡一笑，刚来京城，因为一纸奏疏，便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京城貌似平静，却是静水深流，暗流潜动，远不比西溪边涌动的海潮好对付啊。
　　几年后，刘娥太后去世。范仲淹再度回京，任右司谏，负责对朝政规谏讽议，宋仁宗安排这样一个职位，恰恰是对几年前范仲淹直言极谏的肯定。
　　宫廷政治永远是热闹的，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式的戏剧表演。刘娥太后一死，那些试图以刘太后之死寻求政治新生的人便立刻跳将出来，你一言，我一语，“多暴太后时事”，国母的荣誉与尊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范仲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苗头，适时地向仁宗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逝者已矣，宜放宽眼，这个当初因劝太后还政而遭贬黜的大臣，没有以怨抱怨，而是从稳定时局出发，作出了符合帝国整体利益的考虑和建议。仁宗听后，若有所悟，于是下诏，命令中外群臣，不得再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但对于刘太后立下的以杨太妃继任皇太后、参决军国事的遗诰，则毫不犹豫地予以阻止。在范仲淹的眼里，仁宗皇帝已经能够亲政，自古以来没有因为抚养皇帝的先帝之妃被立为太后的，再说，一个刘太后死了，再立一个杨太后，容易给天下百姓一个错误的信号：这个儿皇帝一辈子都离不开母后的庇护。范仲淹希望看到的是，春秋正盛的仁宗皇帝能够摆脱母后临朝时的阴霾，独立自主地把持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