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4-17　20:59:49

　　（七）一榜取三贤，手托宋五家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春天，是宋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引以为自豪的日子。五十一岁的欧阳修奉命权知贡举，与多年文友梅尧臣，以及故人范仲淹次子范景仁，韩绛，梅挚、王禹玉，负责新科进士的考试录取工作。
　　精于文道、又身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在这次为国举贤的选拔中，站在历史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严肃纪律、革新时弊、重振文场的观点。文体革新之事，历代群贤为此奋斗不止。唐朝初年的陈子昂曾经发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感叹，主张主以载道，明确反对“上官体”，由于一代文士努力，引出盛唐诸多大家；唐代中期以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以来，仍有短暂的文艺复兴，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后国势式微，五代战乱频仍，六朝时期遗留下来的追求骈体华丽的文风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控制，即便到了宋真宗祥符年间，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西昆体”。因此，宋仁宗在天圣七年（1029年）的《贡举诏》中明确指出：“比来流风之蔽，至于荟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他们所期望的是，是“学者务明先圣之道”，文章经国大业，应摒弃浮华，回归本真。

　　历史，将唐宋古文运动的接力棒，以一种看似平常却又略带传奇的方式，在韩愈去世两百年后，再次传递到欧阳修手上。
　　欧阳修在十岁那年，因为家中经济拮据，酷爱学习的他常常借书抄诵，有一次，与一位李公子交游，得到了《昌黎先生文集》，而且是残本，虽然只有五六卷，不过，对于欧阳修来说，却是如获至宝，悉心揣摩。他对韩愈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回归，从理论认同和创作实践上都作出了新的诠释。因此，这次主持考试对于欧阳修来说，是扩大古文运动成果和影响的重要契机。
　　当时，流行一种追求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究其性质，就是看似深奥莫测，天花乱缀，个中言之无物，论卑气弱。欧阳修对这种文体早就深恶痛绝，于是在批改试卷时，一律不用。有一位考生在文中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在批注上也类此写道：“秀才刺，试官刷”，并在旁边加了两个大字：“纰缪”！像这样的时尚文章，欧阳修一概予以拒绝，抑而不取。
　　发榜之日，那些擅写时文的优等生们翘首以盼，不料等来的却是落榜的消息。他们不禁大发牢骚，纷纷聚集到街头抗议，等欧阳修路过时，将他团团围住，吵吵嚷嚷，场面连街头的巡逻卫卒都不能控制。更有甚者，写下了《祭欧阳修文》，投到欧阳大人的家里，发泄不满。

　　这次考试最大的亮点，是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几位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芳的贤人。有趣的是，欧阳修在阅卷时，读到《忠厚刑赏之至论》这篇文章时，十分满意，准备圈为第一。但又转念一想，这篇文章很像自己的门生曾巩的文笔，为了避嫌，将一改为二。等到揭晓之时，才发现是二十出头的才子苏轼所作。他后来对梅尧臣说，哎呀，读苏轼书，快哉快哉，不觉汗出，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来历）。

　　唐宋八大家中大名鼎鼎的三个，竟然被欧阳修一次考录了三个，实在是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事。
　　而历史也慷慨地将联接唐宋八大家的美名，都给了欧阳修。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占去两席。其余均为宋朝，且又都与欧阳修有直接的联系。在此前一年（嘉祐元年），欧阳修上书荐举小自己四十岁的王安石，称赞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此后三年（嘉祐五年），欧阳修又上书荐举苏轼的父亲，时为布衣的苏洵，赞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文化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