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的收入(包括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分配,其实反映了一种更接近真实的权力分布:一部分人尽管没有获得正式的国家权力,比如长随集团,却能闷声发大财,因为他们掌握着含金量可观的隐权力;一部分人尽管品秩、官阶很高,比如六部侍郎,但收入不算太多,因为他们能运用的权力空间相对有限。即使我们计入肥缺与瘦缺的差异性因素,官员收入的数目仍能比较周全地体现官员的实际权力值——能染指肥缺之人,通常也是隐权力资源比较丰沛者,比如人脉广泛,比如后台过硬。如果一个人长年在清水衙门不得寸进,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的隐权力资源着实可怜。而且,官员要搜刮地皮而不被查参,也离不开隐权力系统的庇护,“朝内有人好做官”嘛。
日期:2009-08-22 15:50:22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官员的实际收入,并不是绝对地与品秩成正比,比如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是一品大员,但他们的实际收入与从四品的知府相当;六部侍郎与各省巡抚平级,但实际收入远不如后者。原因是,京官一般不经手钱粮征收,能用来染指分肥的权力与隐权力比不上地方官。上面罗列的官员收入只是一个估算出来的平均数,一名京官如果掌握着过人的隐权力,那他的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就绝对不止是区区五万两银,比如前文提到的家产近十亿两银的和珅。同样道理,一个地方大员如果实际的权力腾挪空间受到压挤,则可能几年都捞不到一二十万两银。
日期:2009-08-23 02:16:03
名词解释之“假私济公”的政治:
州县长官相当于在正式的职能机构之外,另立一套非正式的行政班子,以非公务员身份的私人来协助、监督乃至取代正式与半正式的“公家人”。我将这称为“假私济公”的政治。但“假私济公”的结果,容易造就一个“假公济私”的隐权力集团,包括长随、官亲、师爷等,他们密密麻麻寄生在官场的丛林中,敲骨吸髓、食权自肥,甚至与书吏、衙役集团相互勾结,把持衙门。
日期:2009-08-23 10:34:58
调情后的目录
序•洞见权力的隐微处
上辑:隐权力系统
1、另一套权力系统
2、衙门的“爷们”
3、权力有值值几何
4、隐权力的维持成本
5、食权者的分肥原理
6、私接的权力管道
7、张集馨一声叹息
8、与偏房共天下
下辑:隐权力博弈
1、冤案是如何平反的
2、隐权力的比拼
3、隐蔽的特权格局
4、海瑞也有隐权力
5、张居正的权力软肋
6、出家人的隐权力
7、为权力而祈祷
8、洪天王的权力脐带
附录•货币换算 /明清主要官制
后记
日期:2009-08-23 14:06:46
正文第三篇:隐权力的维持成本(1)
我曾经杜撰了一个“权力值”的概念,用来估算官场权力的含金量。权力值越大,敬畏、服从它的人就越多,它能换成的收益也越高。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知府的权力值如果换算成金钱,至少值十万两银子。
不太严格地说,权力值与官阶成正比,官做得越高,权力值越大。在清代,一个巡抚的年收入大约有二十万两银子,知县的年收入约有三万两银子。不过,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由于官场上存在着隐权力现象,有些官阶很低的小吏,只要朝中有人,他的权力值可能就会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官员;官场中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官员身份都不具备,比如师爷、长随这类角色,因为掌握着隐权力,他们的权力值也绝不逊色于朝廷命官,所谓“宰相门子七品官”,给宰相看门的下人,其权力值是与七品官员差不多的(详见本书之《权力有值值几何》)。所以我们必须补充说,权力值与隐权力也成正比例关系。
一个官员要实现自身权力值的最大化,大致也有两个途径,第一,正式权力的增量,即俗话所说的“升官发财”;第二,隐权力的增量,比如结交权贵,获得官场要员的庇护;拉拢人心,谋取更多的私人性效忠。由于隐权力妙用无穷,后一种途径甚至更为重要。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管是想获取更大的正式权力,还是想捞到更多的隐权力,都需要支付成本。本文的目的,就是来核算一下官员的权力成本,特别是维持其隐权力的成本。为了避免空谈,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分析样本:做过知府、道台、布政使的晚清官吏张集馨,他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对自己的仕途经历以及当时的官场生态,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述。
权力的初始成本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因为按照帝国的制度,任何人要进入官场混,首先都需要取得当官的资格,拿到官场的入场券,然后才能分配到一官半职;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的后继成本,不支付这个后继成本,权力就会慢慢折旧,甚至到手的官职也可能会飞走了,更别说继续进步、升官发财了。
我们先来核算一下权力的初始成本,看看帝国的子民拿到一张官场入场券要花费多少钱。在捐纳体制下,这笔账比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我手头有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正好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见下)。原材料中的价位精确到个位字,我四舍五入地把零头去掉了。
日期:2009-08-23 14:09:49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乾隆中叶,你只要掏得出四五千两银子,就可以当上知县;假如舍得花一万多两银的巨款,则可以当上道员。乾隆年间的银子比较值钱,按其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四五千两银子大致值90多万元,一万六千多两银子则有300多万元之巨。应该说,在乾隆年代,走捐纳的路子,初始成本是巨大的。
不过,到了光绪晚期,这个成本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因为朝廷滥卖官帽,官位含金量大大缩水,这时知县的标价是一千两银子,道员的价格也才四千七百两银子,清末白银的购买力已大不如前,一两银子折合成人民币约100元,也就是说,只要掏10万元,知县的官帽子就送你了;当县丞就更便宜了,2万元搞掂。
日期:2009-08-23 15:42:00
光绪二十三年捐官凭据:
日期:2009-08-23 20:33:28
清代卖官价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日期:2009-08-23 20:36:00
清代卖官价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日期:2009-08-23 20:40:43
还有一张:
日期:2009-08-24 00:40:44
隐权力的维持成本(2)
张集馨有位胞兄因为读书未成,亲戚便出资给他捐了一个卫千总(领运漕粮的下层军官),也算是吃上了公家饭。不过,通过捐纳换取官场入场券,属于“异途出身”,是被人瞧不起的,皇帝对他们也很不放心,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皇帝召见张集馨时,就明明白白地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当时受人尊重的是“正途出身”——经由科举及第而获得当官的资格。
不过,我们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从理论上而言,科举考试是免费开放的,但帝国的科举制又与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参加科考的人势必要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有望考中,而旧时可没有义务教育福利,受教育是要自己付费的。另一方面,到省城参加乡试,或者进京参加会试,都不能没有盘缠和其他用度,这笔费用也是穷苦人家难以支付的。
现在我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按照明清科举制,帝国的子民们必须先通过“童试”,成为县学(相当于市县级的公立院校)的学生,即取得“生员”的功名,才有资格参加下一轮的选拔赛(乡试与会试)。被录取进县学之前的考生,不论老幼,都称为“童生”。童生一般在社学(里社出资的学校)、族学(家族出资的学校)、家塾(家庭学校)完成基础教育。张集馨从五岁入家塾开蒙,到二十二岁进京捐监,当了十七年童生,这么多年,张家该付出多少教育成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