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妾争权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我们用“正室”指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偏房”，代行权力。

日期：2009-08-21　23:56:35

　　权力有值值几何(5)
　　清代是明文禁止长随等“贱类”晋身官僚行列的，《大清律例》说得清清楚楚：“娼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除斥革外，照违制律杖一百。”不过晚清之时，社会已礼崩乐坏，要钻律法的空子也不是难事，所以门子出身的乙更名捐官，并非不可能。
　　乙当上知县后，按照之前与甲的约定，让甲当了长随。从前的门子乙现在成了知县，从前的巡检甲现在则成了家丁，主仆名分易位。至于甲是不是仍当门子，《清代之竹头木屑》没有说明。饶是知县乙历练多年、经验老到，还是被长随甲蒙蔽，最后只得与甲讲和，共享权力“赎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长随甲因之前私营，又比知县乙多捞了十余万两银子。

　　需要指出的是，长随获利多于主人，倒不能说明长随的权力大于县官，而是反映了，权力系统的公共权威极容易被接近权力中心的内部人截获。权力运行的科层化程度越低，权力被窃取或假借的机会就越大。
　　清代的州县虽然具备一套完整的正式职能机构：比照中央六部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房，配备一班正式编制内的佐贰官，如县丞（副县长）、主薄（县第三把手）、典史（公丨安丨局长）等，还有大量不领国家工资的书吏、衙役，但是，佐贰官在实际上常常有职无权，吏役更是不值得信任的虎狼之辈，所以州县长官通常要倚重自己的私人。一个县官需要雇用数个至数十个长随，除了前面提到的门子，还有“稿签”（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跟班”（相当于秘书）、“钱漕”（负责税收）、“管监”（看管监狱）等。此外，县官还需要聘请一名至数名师爷，协助自己管理县政，以刑名师爷（承办断案判词）与钱谷师爷（主理财政赋税）为最重要。作为县官内部人的师爷与长随，还负有监控书吏、衙役是否舞弊谋私的责任。

　　简单地说，州县长官相当于在正式的职能机构之外，另立一套非正式的行政班子，以非公务员身份的私人来协助、监督乃至取代正式与半正式的“公家人”。我将这称为“假私济公”的政治。但“假私济公”的结果，容易造就一个“假公济私”的隐权力集团，包括长随、官亲、师爷等，他们密密麻麻寄生在官场的丛林中，敲骨吸髓、食权自肥，甚至与书吏、衙役集团相互勾结，把持衙门，架空县官的权力。

　　从上面“甲乙二商”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县衙的长随，四五年时间竟然可以捞到四十多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6000万元。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不过，通过其他史料，我们发现长随的权力的确是非常可观的。乾隆宠臣和珅倒台后，他的门丁刘全也被抄家，竟抄得二十万两财产。晚清学者冯桂芬也曾估算，在江苏的一个县，一个管税收的长随，可以从漕粮征收中贪污上万两银子，看来一个县衙长随的最大权力值，至少也值上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当然也有受穷的长随，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长随的经济地位千差万别，大部分人都很贫穷，但有一些却相当地富有”。我觉得，这是因为隐权力是因人而异的，假借不到隐权力的长随，收入自然寥寥可数。
　　隐权力集团中的书吏与衙役，其权力值也是不可小瞧的。虽然他们的工食钱非常低，衙役每年六、七两银子，书吏每年十几两银子，然而，看看他们勒索、盘剥百姓的名目，就想象得到这些编外公务员的“权力赎金”之丰：老百姓上衙门打官司，衙役会向他们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钱”、“带堂费”，等等；书吏则可以索要“纸笔费”、“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等。每年征收皇粮，吏役又会借机向粮户索取“酒饭钱”、“脚力钱”、“捱限钱”、“宽比银”、“杂费银”、“运官酒席银”、“催册银”、“比征簿银”、“监柜银”、“酒礼银”，等等。

　　上面说到的是隐权力集团的权力收益。我们再来看看知县的权力值。如果按清代的正式年俸加养廉银计算，也不过是一千多两银子。显然，这严重地低估了知县的实际权力值。我在民国学者蒋梦麟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参考值。蒋梦麟说，“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十万元银洋，相当于七八万两白银，平均每年即有二三万两的收入。

　　这个远远高于县官正式工资的权力值，还可以从晚清稗官野史上找到旁证。据《清稗类钞》记录，山阴人蒋渊如与四名朋友合资捐官，蒋当了知县，友人则分别充任师爷与长随，五个人舞文弄法，狼狈为奸，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人也可分赃四万多两。晚清年间，湖南有一首形容县官收入的民谚也说：“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可见一个县官一年期的权力收益大致在二万至四万两银之间。

　　未完待续

日期：2009-08-22　14:56:12

　　权力有值值几何(6)
　　其他官员的权力值呢？根据张仲礼先生对清代官员额外收入的研究，再加上这些官员的养廉银（正式俸禄只是官员收入的零头，大可略去不计），就可以估算出他们的实际收入。我将部分重要官员的大致年收入（包括正式工资与额外收入）列成一个简易表格：
　　官职 品秩年收入
　　内阁大学士 一品约5.2万两银
　　六部尚书从一品约5万两银

　　总督正二品约20万两银
　　六部侍郎正二品约3.5万两银
　　巡抚正二品约20万两银
　　布政使从二品约16万两银
　　按察使正三品约11万两银
　　道员正四品约8万两银
　　知府从四品约5.5万两银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官员的实际收入，并不是绝对地与品秩成正比，比如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是一品大员，但他们的实际收入与从四品的知府相当；六部侍郎与各省巡抚平级，但实际收入远不如后者。原因是，京官一般不经手钱粮征收，能用来染指分肥的权力与隐权力比不上地方官。

　　上面罗列的官员收入只是一个估算出来的平均数，一名京官如果掌握着过人的隐权力，那他的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就绝对不止是区区五万两银，比如前文提到的家产近十亿两银的和珅。同样道理，一个地方大员如果实际的权力腾挪空间受到压挤，则可能几年都捞不到一二十万两银。张集馨的经历可作为例证。
　　咸丰年间，张氏在甘肃当了一年半布政使，按照上表的估算，他应该可以获得二十多万两银的收入，但事实上，张因丁忧回籍时，竟连路费都不足敷用，因为他在甘肃一年半，受总督及同僚排挤，虽然名义上是执掌一省人事、财政大权的布政使，但跑官要官的人都不找他，财政上的事他也无法全权过问，总之不但没有半点隐权力，连正式权力也被变相剥夺了，难免“入项甚微”。

　　而比张集馨稍早一点丁忧离任的甘肃按察使（相当省高级法院院长）明绪，却捞了个盆满钵满，单黄金就积了三千余两，当时一两金至少值十五两银，三千余两金折成银子大约有四五万两，另外，张集馨还为他张罗了一万两奠银。原来明绪是总督的身边红人，“操纵黜陟之权，与制台（总督）无异”，其收入当然水涨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