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说，“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在男权社会，后妃当然是政治上的“偏房”，后妃临朝，这是“牝鸡司晨”，于名分不合。李唐政治在安史之乱前，曾不仅一次出现后妃预政，武则天还干脆做了女皇帝，不过这只是皇权旁落的表现，正式的官僚系统大体上还是如常运转（当然，后妃难免有更器重“偏房”系统的倾向）。至于“与藩镇共天下”，则发生在安史之乱后，但藩镇本身并不是“偏房”，而是唐代正式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只是后来尾大不掉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说唐代没有出现“正室—偏房”的畸形权力结构。唐代的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也另立“偏房”参预朝政——这个“偏房”就是宦官集团。宦官在李世民时代只是“门阁守御，廷内扫除，廪食而已”，但安史之乱后，君主因猜疑武将而宠信宦官，宦官不仅掌握内廷机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统，担任政府要职。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个副权力系统来牵制正式权力系统，防止权柄下移，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因此，郭嵩焘的名句还需要补正：“唐与宦官共天下”。

　　相对而言，宋代的中央权力结构是历代最合理的，国家权力的运转也是最制度化的，没有出现“偏房”得势而“正室”失权的局面。许多学者都认为，与汉唐相比，宋代相权被削弱了，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这个看法其实不是很准确，就宰相个人而言，权力可能不如前朝集中，但宰相所率领的正式权力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远比前朝稳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与“偏房”的浸渔。

　　宋代是历史上少见的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的朝代，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尽管当时也有太后垂帘听政，那只是特殊情况下摄行皇权，并没有出现一个钳制外朝的内朝；对外戚则“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对宦官也是规定“不典兵、不预政”。
　　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时人评价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虽有溢美成分，但也并非虚饰之言。我们可以举一个例证：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我们看过汉唐的私臣乱政，会觉得宋代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实为难能可贵。
　　未完

日期：2009-08-26　16:56:07

　　宋孝宗
　　

日期：2009-08-26　17:02:39

　　相对来说,宋代的皇帝都比较温和,能尊重士大夫的权力.
　　宋仁宗:
　　

日期：2009-08-26　21:37:40

　　宋太祖
　　

日期：2009-08-26　21:46:49

　　从网上搜到一篇文章,作者署名郑连根,觉得文章的核心概念,即来自拙文."与偏房共天下"是我率先提出来的一个观点.这里引用一下郑文,欢迎更多的人使用"政治偏房"这个概念:
　　如果认真翻阅中国历史，就会发现，真正能把军国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皇帝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皇帝都避免不了大权旁落的悲剧，还有一些皇帝为此丧了命。针对这种情形，晚清时的著名学者郭嵩焘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番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权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天下事情那么多，皇帝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不管皇帝愿不愿意都得与他人“共享”。这些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历代政治势力，堪称政权谱系中的“偏房”。

日期：2009-08-27　14:46:19

　　与“偏房”共天下(5)
　　郭嵩焘认为“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其实，“奸臣”论比较勉强，哪个朝代没有奸臣呢？何况，平心而论，北宋的奸臣应该比之前之后的朝代少见一些。至于“外国”论，宋朝积弱，强敌环伺，的确不能不与西夏、辽、金、蒙古等政权“共天下”，不过这不属于本文所欲分析的权力结构范围，不必细述。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宋代君主与何人共治天下，当时的政治精英已有精辟说法。宋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意欲变法的宋神宗召大臣议事，枢密使（宰相）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士大夫历来是官僚系统的基石，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正式权力系统的稳固地位。
　　遗憾的是，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宋之后的元代是一个具有神权倾向的政权，喇嘛教被定为国教，皇帝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帝师体制造就了一个骄横跋扈的隐权力集团——僧侣阶层，他们不仅干预政事，连皇室成员也敢欺负。所以郭嵩焘才有“元与番僧共天下”的断语。


日期：2009-08-27　21:13:48

　　关于宋代,再饶舌几句:
　　据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曾勒石立誓，将石碑锁置殿中，后世嗣君即位，必须入而跪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都难能可贵地做到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两宋也有不争气之君，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能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宋代大诗人苏轼，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结果受新党小人构陷，惹出一个“乌台诗案”来，但也只是被贬谪黄州，没有杀头。当时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状：“轼有不臣意。”因为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将心迹托与“地下蛰龙”嘛，这还不是“不臣之心”么？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才无言以对。要是换在明朝，就算苏夫子项上长着十颗人头，也是不够砍的。


日期：2009-08-28　11:00:53

　　宋代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权者，但具体政事则归由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执掌，用宋人的话来说，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换成现代的说法来形容，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权结构。尽管这一分权模式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对于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的行为，确是不以为然的，“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是敢于公开抵制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这不是因为宋代的官僚胆子特别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法律地位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