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分权结构下，宋代的皇帝相对而言，受到更多的约束，很难做到专权独断、为所欲为，即使一时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过官僚集团这一关。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还是那个不杀苏轼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将某大臣斩了，次日临朝，神宗问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斩某人，已执行否？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认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说：那就刺配远边吧。这时副宰相章惇站出来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不高兴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天子贵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这岂是后世的流氓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书上说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与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大体上受到官僚系统制约的体现。


日期：2009-08-28　23:08:21

　　功东坡,想一想,要是他生在明代或清代,命运如何?
　　

日期：2009-08-29　10:42:11

　　与“偏房”共天下(6)
　　明清权力结构更畸形
　　把蒙古铁骑逐回大漠的朱明政权，将国家权力结构改造得更加畸重畸轻——朱元璋为了实现大权独揽，干脆废掉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汉、唐的皇帝出于独裁之目的，只是另立一个以隐权力集团为班底的副权力系统，借以掣肘、架空正式权力系统，形成“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朱元璋的做法更绝，相当于将“正室”废了，皇帝躬览庶政，国家主权者兼任政府首脑。

　　然而政事繁重，又岂是皇帝一人所能对付？连精力过人的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明代君主选拔“辅臣”的做法还是效法前朝——借重隐权力集团，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
　　明代的副权力系统由内阁学士与内廷太监组成。内阁学士与从前的“尚书”相似，本是皇帝的秘书，充“侍从左右，以备顾问”之职，秩五品，官阶低，亦无甚正式权力，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教授。明中叶之后，入阁的大学士专任批答奏章、起草诏令，时称“票拟”，权势趋重。虽然“票拟”不算正式政令，需要皇帝用朱笔抄正（时称“批红”）之后，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内阁学士“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机，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这样的隐权力是极容易转换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实际权势的。所以后人说入阁办事的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明代内阁也先后产生了几名位极人臣的权臣，如嘉靖朝的严嵩、万历朝的张居正，史书说他们“赫然为真宰相”。

　　然而，内阁学士权柄再重，也终究是政治上的“偏房”，在名分上，他们并无制诏令、统朝政、领百僚的正式权力，与过去的宰相绝不可同日而语。清代皇帝乾隆就很不高兴臣工将内阁学士称为“相国”，特别澄清道：“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严嵩、张居正得势时权倾朝野，但还是被后人批评为“怙宠行私，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也就是说，内阁的“相权”是不被名分承认的，即使权焰熏天，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就如盗窃来的财产，别想获得合法性。

　　大凡得势的“偏房”，总是比“正室”更擅于权术，因为“偏房”们能够掌握多大的权力，并不是取决于制度的规划，而是高度依赖于私人的隐权力资源，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宠幸、太监的配合、羽党的拥戴。严嵩要在朝廷上呼风唤雨，唯有绞尽脑汁为修道上瘾的嘉靖皇帝写“青词”（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后来徐阶取代了严嵩地位，也是因为“青词”写得比严嵩好；张居正欲把持朝政，则不能不勾结司礼监太监冯保。


日期：2009-08-29　11:22:47

　　朱元璋像:
　　

日期：2009-08-29　11:28:20

　　严嵩
　　

日期：2009-08-29　11:29:48

　　徐阶
　　

日期：2009-08-29　11:30:53

　　嘉靖皇帝
　　

日期：2009-08-29　12:09:03

　　张居正
　　

日期：2009-08-29　12:12:58

　　冯保
　　

日期：2009-08-29　14:44:24

　　《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铸一铁牌，置于宫门中，上书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明太祖说得铿锵有力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谎言。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铸成铁牌立于宫门的，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篡位登基后，很快就给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时距铁牌铸成之日，也不过二三十年光景。事实上，明代的内臣（宦官）不仅干预政事，而且是大面积、持续性的干预政事，正统朝有王振乱政，挟皇帝亲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专权，时人竟“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刘瑾权焰尤炽，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写两份，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人称刘瑾为“立皇帝”；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自号“九千岁”，“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朝太监之臭名昭著，比之东汉与晚唐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期：2009-08-29　21:11:29

　　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与宋代相去甚远。简单地说，朱元璋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结构彻底改造成君主“尽收威柄、一总事权”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铸铁牌禁止宦官预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入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来说，“票拟”并无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朱批”，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设想以这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独揽朝政、乾纲独断，可惜他一定没想到，朱氏子孙竟越来越不成器，不是玩物丧志，就是溺于酒色、道术，总之懒得打理国政了（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宫禁中长大的凤子龙孙，又有几人能像乃祖那样精力过人）。假如在二元分权结构中，或许问题不大，圣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将“批红”的活计交给身边的内臣代劳，于是窃柄自重的太监就隐然成了“二皇帝”。


日期：2009-08-30　13:30:59

　　与“偏房”共天下(7)
　　太监之所以成为权臣巴结的对象，是因为在明代的权力结构中太监处于要害位置。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预者斩”，但“靖难”事变之后，篡位的朱棣猜疑官僚系统，任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遂成废话。明中叶以后，皇帝又让司礼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之权——这是因为明代废了宰相，皇帝却越来越不成器，沉迷于声色犬马，不理国政，只好将批红的辛苦活计交给身边的太监代劳，于是在明代的权力链条中，太监成了内阁学士的上线，“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即太监）”。继东汉、晚唐之后，太监乱政集团这一沉睡多年的怪兽，又被明代的独裁君王所唤醒，在失衡的权力系统中再一次张牙舞爪、咬牙切齿。

　　但我们从名分上来看，不管是“赫然为真宰相”的阁臣，还是被谀为“九千岁”的太监，都属于典型的“偏房”得宠，权力难以获得正统的认可。对他们而言，人品与政声如何，姑且不论，权力本身就构成他们的“原罪”，权力越大，罪名也越大，终有一天要身败名裂。
　　朱明政权灭亡后，其基本权力结构为清代所承习。清廷没有再置宰相，继续保留内阁体制，同时将内阁大学士的官阶提至一品，并正式授予大学士在名义上“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的职责。换言之，明代的“偏房”如今已扶为“正室”，从前的副权力系统演化成正式权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