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鬼神”的隐患
　　但是，妄自尊大的张李氏一定不知道，她正危险地走在帝国的意识形态深水区的浮冰上。随着“老祖活佛”这个神性身份被更多的民众崇信，她在权力天平上的分量不再无足轻重，脚底的“浮冰”随时都可能会突然破碎，给她带来灭顶之灾。老话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老祖活佛”到底还是成了“泥菩萨”。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即张李氏在西峰寺挂单的第六年，镇守京畿的九门提督绵恩（他是乾隆的宠孙，九门提督相当于首都公丨安丨局局长），听说天子脚下居然有这么一个门庭若市的寺院，住着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尼姑，于是派了提督衙门的司员前往西峰寺查探。官府将西峰寺视为潜在的罪恶渊薮，原因之一是这个佛门清净地如今男女纷至，保不准会做出苟且之事，“于风化有关”；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张李氏“胆敢在京畿重地号称老祖活佛”，煽惑人心，民间权力威胁到国家权力的安全。

　　从道理上说，僧尼所代理的“神权”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自成一家；一个俗人出了家，则可以免向官府纳税服役，这也意味着出家之人不用再对世俗权力履行义务。然而，历代律法均规定，出家必须获得国家批准、持有官方颁发的度牒，私自出家当和尚则要照例治罪；非经礼部批准也不得私建寺庙，违者严惩不贷。显然，官府一直在谨慎地控制着僧侣阶层的规模，并向出家人表明：方外世界也不能脱离世俗权力的管辖。

　　清乾隆后期虽然废止了度牒制，但皇帝对那些宣称能够“交通鬼神”的特殊群体的戒心并无丝毫松懈，“来京妄称谙晓扶鸾祷圣”、“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烧香集徒、夜聚晓散”、“习天文之人妄言祸福，煽惑人民”，等等，都是当时官府严厉打击的不法行为（见《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即西峰寺事件的二十年前，浙江、山东等地曾经陆续发生“叫魂”案，深居宫禁之内的乾隆寝食不安，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妖人，导致许多无辜的民众为此付出性命，不少地方官员也因查办不力丢了乌纱帽（关于叫魂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日期：2009-09-03　21:35:24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春，一场由“叫魂”妖术引发的大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蔓延开来，波及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人们相信，那些身怀妖术的人（通常是游方僧人或乞丐）可以通过施法可以摄走并奴役受害人的灵魂，而受害人则会因为被偷走灵魂而发病或死去。地方官对“叫魂”案件采取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的态度，但深居宫禁之内的乾隆则寝食不安，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妖人。折腾了近一年，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但你能说朝廷的大动干戈是小题大做吗？不。在“君权天授”的权力构架下，那些宣称或被认为可以与神秘力量进行交流的人，掌握着对权力基础最隐秘部分的解释与预言，是必须纳入官方严格控制的危险分子。对作为权力源泉的神秘力量的失控显然意味着权力受到危险的威胁，“叫魂”属于那种不经官方批准的与神灵世界的非法交流，它不仅引发民间的恐慌，更危及“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因此，帝国要禁止无官方身份者“习学天文”；禁止术士居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并从事预卜活动，特别是不得预言国家祸福；更有甚者，如“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就如将合法性建立在历史目的论上的政权，必然要垄断对历史的诠释权。有意思的是，尽管帝国对通灵行为严加管制，但后来对清王朝统治造成最严重冲击的太平天国运动，恰恰就是一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的伟大实践。当洪秀全以“天父差来作太平主”的神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加入拜上帝教时，这表明了朝廷对上天力量的已经失控、天道已经转移。而在太平天国内部，天王洪秀全正是凭借他是天父次子的神性血统，获得信徒的崇拜，履行他建立人间天国的神圣使命，行使他呼风唤雨的无上权力。

　　

日期：2009-09-03　22:25:48

　　宋代其实经历了一次转变,这个变化在刘子健的专著中有论述.我也曾写过一篇评论性文字。现在干脆贴几段以前写的旧文回应一下自由心灵的人.
　　我的观点简而言之:宋代发生了一次转型,从通往近代化的道路上退了回去,而明代则退得更远.虽然晚明的民间社会出现了活跃的商品经济,但就朝廷的政策、正统的价值体系、国家的意识形态等而言，还是与近代格格不入的。
　　自足与过敏
　　蒋廷黻先生著《中国近代史》，在总论中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1]蒋书初刊于1938年，时距被确认为中国近代肇始的1840年已近百年。有了这一百年的纵深，回头检点历史，则其发展脉络已大致清晰。但厕身近代变局的当事者却未必能够洞察时势的方向，十九世纪初叶，西方的商业潮汐拍岸而来，近代因素风起水生（本文尝试将发达的商业贸易、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大城市的出现、市民社会的形成等对近代化的支持性因素概括为“近代因素”，相应的，将限制前者产生和发展的因素，称之为“反近代因素”），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却视近代因素为异己之物，排斥之、抵挡之、压制之，以致晚清之近代化举步唯艰，一波三折，令人扼腕，似乎确有一种强大的“反近代”惯性牵引着帝国避开与近代发生接触。其实早在乾隆朝与嘉庆朝，英国已经数次遣派使团来华，商洽两国通商事宜，均为天朝拒绝，朝廷一味纠缠于英使觐见方式的虚礼，类似的礼仪争执还将多次出现在十九世纪清王朝的外交细节上。显然，帝国对虚礼的重视远胜于对实务的关注。1860年之后，筹办洋务的务实派官僚还屡屡被道德保守主义者谴责为“以夷变夏” 的“名教罪人”。不少历史学者将帝国对近代挑战的过度保守反应归结为“天朝心态”所使然。但是，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则传统更深处的反近代因素尚需要展开检讨。在西方尚未来临的十六世纪，甚至在十一世纪，中国自发的商业已经十分活跃，然而商业力量并未能开辟通往近代的路径，它一直受到传统道德秩序的敌视和排挤。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保守主义上的治国逻辑致使帝国性格与近代因素格格不入，“自大”（天朝心态）与“保守”不过是道德保守主义的合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