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基于承认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观察和判断：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国家。黄仁宇先生长期致力于明代财税制度研究，他从财税专业的角度描述了道德保守主义政治的形成——我们的帝国由无数的小自耕农组成，下层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个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个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重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2]我们概括地说，传统中国必须极力倡导安分守己的道德秩序，来弥补组织、制度和技术上之不足，借以维持对一个扁平社会的统治，任何异己因素与多元关系的出现既无从应付，亦不被允许。南宋朱熹任地方官时，即规定“人子不蓄私财”，何况近代商业体系牵涉太广，当然不为一个扁平社会及其道德秩序所容忍。

　　海外汉学家习惯将前近代中国称之为“儒教中国”，道德保守主义当然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学理渊源。但道德保守主义之酝酿成熟则发生在南宋，以十三世纪中叶程朱理学被朝廷尊为意识形态正统为标志，意味着道德保守主义政治从此将深刻地塑造帝国的性格与命运。十三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南宋后期，此前，北宋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让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学者们深感兴趣，黄仁宇认为宋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十分注重意识形态构建的领导人，其行政之重点不在抽象的道德原则，税收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比较留意、器重商业。在十一世纪的北宋时代，城市化蓬勃发展，商业贸易发达，手工业生产十分先进，纸币出现，当时的商船也将指南针技术用于航海，到十三世纪指南针才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因此不少汉学家都乐意将宋代中国描述为“近代初期”。不过普林斯顿大学已故教授刘子健先生则否定这一判断，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3]。扼制帝国向近代自发演化的因素根殖于传统深处。尽管北宋的经济不断扩张，商业主义抬头，然而商业性格却为主流价值体系和传统道德秩序所轻薄；而且，朝廷在一个巨型的扁平社会实施重商倾向的财税体制，但组织和技术上的准备都未及时展开，其将受到的挫折已可想象。宋神宗厉行“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黄仁宇语）的王安石新政，难免被时人目为“聚敛”和“与民争利”，并预见其失败。我们则相信变法受挫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扁平社会无从支持具有近代精神的政策。宋室南渡之后，新法已被南朝君臣视为乱政之罪魁祸首，南宋风气变得顾后而内向，大异以前的冒险主义。历经了变法乱政与军事挫败以后，道德保守主义大获人心，先是程朱学派通过讲学在民间广为传播，随后朝廷隆重宣布理学为国家正统。信奉道德保守主义的人们坚信，“道德重建”才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治国”之道在于“修身”，“修身”在于“正其心，诚其意”；“政治就是恰当的统治，确保所有行为符合道德原则才是有价值的，决策应当建立在礼义规范的基础上，成功即符合正确的教条，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能否身体力行道德准则”[4] 。

　　未完

日期：2009-09-03　22:27:46

　　我们将这种对道德原则及其效用的无比忠诚与高度自信概括为“道德保守主义的自足”。显然，道德保守主义的政治逻辑具有先验而完整的自恰性，所谓政者，正也，政治的施行必须谨遵神圣的道德法则，德行有亏、礼仪不修，则其政不正、治国无成；唯有正心诚意，不违道德礼义，方能使天下大治、万民归心。在这里，“修身—治国”构成了自足的逻辑链条，道德之外，治理一个庞大帝国所涉及的技术性复杂因素竟不被考虑。我们看晚清政权一再败于西方之“坚船利炮”，仍认为造船制炮乃是小技末节、奇技淫巧而已，天朝胜在道德礼义。这种无知的自负，可以从南宋道德保守主义的逻辑自足找到其渊源。只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即使南宋的道德保守主义者是如此的自信，他们所尊崇的道德信条还是未能给王朝带来福音，尽管朝廷已经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十三世纪下叶，南宋为蒙古蛮族所灭。不过后来取代元朝统治的朱明王朝继承了南宋道德保守主义政治的重要遗产。那么，我们对帝国反近代因素的检索还应该延续至明代。

　　明太祖朱元璋将王朝的社会结构改造得更加扁平化（历史学家相信这与他对王安石新法的厌恶有关），豪族大户尽受打击，商业资本亦严加限制，帝国直接建立在难以估数的小自耕农之上，“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守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5]。技术与组织所不及之处，全赖传统之道德秩序支持。我们不妨将道德因素视为天朝实现统治的技术性代偿品，但经过朱熹的论证，道德秩序还是至善至美的宇宙法则的体现，是帝国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这使得道德保守主义政治具备了类神权的品质。无怪乎终明一代，道德问题成了士臣最为关注的焦点，即使是关于具体政务的讨论，也常常被置换成道德争执。由道德问题引发的争端往往能动员廷臣大规模的参与，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仿佛举国上下，再没有比维护天朝道德原则更为要紧的事情了。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以及张居正“夺情”之争，可以让我们一窥道德保守主义政治的风格。为抗议自藩邸入承皇位的嘉靖帝执意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万历帝迟迟不立长子为皇储以及首辅大臣张居正居丧期间没有“守制丁忧”，士大夫们前赴后继上疏进谏，痛涕陈词，不依不侥，不罢不休。想必边关告急、河道泛滥之事都未必如此牵动人心。站在道德保守主义的立场，不能认为明代士臣全然是“卖直沽名”或者“小题大做”，天朝既然以道德原则为立国之本，庞大帝国依靠道德秩序维持统治，礼仪伦理作为道德法则的外化形式，断不容败坏，贵为天子、权臣，其作为更具象征意义，倘若行事置礼仪伦理于不顾，则朝廷何以治天下？嘉靖、万历、张居正的行为已经制造了“礼仪危机”，道德保守主义者当然要奋不顾身出来维护天朝之根本。

　　本文试图将明代士大夫这种对道德礼义的异乎寻常的过度关注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的过敏”。在十六世纪的晚明，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所不乐见的商业活动又喧哗起来了，出于道德保守主义的过敏，晚明士大夫对他们身处的商业时代深深感到厌恶和忧虑：“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6]。在他们看来，商业竞争已经万分危险地破坏了田园诗般的道德秩序，如果有法子阻止“贸易纷纭”的严峻局面出现，他们一定会义不容辞地这么做。只有将社会重新纳入道德秩序，根据自足的道德保守主义逻辑，这个国家才可能获得拯救。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欧洲诞生了新教运动，人们从中世纪的上帝意识形态束缚中挣脱了出来，对世俗事务（包括商业）的关注受到新教义的鼓励，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从此获得了关键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