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一端，不管晚明的士大夫对道德溃坏多么心忧如焚，朝廷已经没有机会重建帝国的道德秩序了。十七世纪中叶，明亡。由商业竞争引起的道德秩序崩溃被证明正是一个王朝失去“天道”支持的征兆。取而代之的清王朝则迅速实现了对传统道德秩序的恢复，以此显示新朝已经获得了“天命所归”的统治合法性。虽然王朝更替，江山易手，但道德保守主义政治仍一脉相承，新朝依然过度强调道德的伟力，技术因素始终不被重视，工具理性也就无从发育。不过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近代因素风起云涌，部分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熏陶的知识精英和务实派官僚在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之后，终于意识到要以夷为师，筹办洋务。可是在道德保守主义者目来，这一切是不可容忍的。当时的理学名臣、大学士倭仁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尊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亦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7]。又称，“今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8]。倭仁之持论，正好印证道德保守主义的两个特征：“立国之道尚礼义”云云，是典型的逻辑自足；“正气为之不伸”之类的危言耸听，显然出于意识形态过敏。十九世纪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当然不知道，此时西欧各国已相继完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他们仍然相信，圣贤规划的理想国完全可以从“修身”的逻辑起点上推导出来，那么商业与技术等近代化赖以展开的要素当然不入他们之法眼，而且，任何对近代因素的纵容，都将被视为“乱阶之倡”，是极端危险的开始。这种来自道德保守主义信仰的“自足与过敏”，无疑塑造了晚清主流知识分子与正统官僚的保守性格，致使帝国早期近代化的尝试备受责难和阻挠。我们寻根溯源，已知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重商倾向的财税制度悉被唾弃，道德保守主义深获青睐，帝国的政治—文化转向内敛，虽然晚明时期，民间商业主义泛起，却免不了遭受传统士大夫诅咒，而近代商业扩张因为由西方强行输入，士大夫们对商业的厌恶又夹带上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古老的夷夏观念，但究其思想底色，仍为道德保守主义。


日期：2009-09-03　22:29:48

　　从某个角度而言，近代化其实就是道德保守主义被“祛魅”和“脱敏”的过程。因为在近代化的广泛动员下，商业扩张次第展开，功利性、竞争性、享乐主义的“非道德化”观念随之泛滥，商业与技术的影响将逐渐超越道德说教的整合力量，被近代化重塑过的扁平社会亦将日益立体与复杂化，乃至纠纷百出。如是，势必对传统之价值体系与道德秩序构成颠覆性的挑战。由道德保守主义者目来，“贸易纷纭，诛求刻核”，自然是道德沦落的体现。但我们站在近代的立场，则发现近代化动员起来的多元关系与多元诉求已不是微言大义的道德原则所能从容应对，换句话说，帝国必须放弃对道德意识形态的神圣崇拜，转而寻求公共组织与制度技术上的改进和革新，方得以适应一个被近代化改造过的复杂社会。晚清早期近代化尽管小心翼翼地绕开道德意识形态的敏感区，从“器物”层次起步，然而近代化一经启动，对道德传统的威胁已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保守派认为道德秩序将被始乱终弃的担心也不全然是杞人忧天。但道德保守主义既然与近代组织原则相捍格，执着于道德信仰，也就难免延误了近代化。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光荣与梦想”，最终成了不合时宜的“傲慢与偏见”。(首发2007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

　　注释：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岳麓书社，1999年版。
　　[2]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158页。
　　[3]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19页。

　　[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6] 明•张涛《歙县志》，转引自卜正民《纵乐的困境•引言》，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7][8] 转引自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11-12页。

日期：2009-09-03　23:55:53

　　<出家人的隐权力>的相当图片:
　　九门提督辖下的清代朝阳门
　　“九门提督”是中国清朝时期的驻京武官，正式官衔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主要负责北京内城九座城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还负责巡夜、救火、编查保甲、禁令、缉捕、断狱等，实际为清朝皇室禁军的统领，品秩为“从一品”。
　　

日期：2009-09-03　23:57:39

　　乾隆,他对那些宣称能够“交通鬼神”的特殊群体的戒心毫不丝毫松懈.
　　

日期：2009-09-04　00:23:27

　　隐权力目录
　　序•洞见权力的隐微处
　　上辑：隐权力系统
　　1、另一套权力系统
　　2、衙门的“爷们”
　　3、权力有值值几何

　　4、隐权力的维持成本
　　5、食权者的分肥原理
　　6、私接的权力管道
　　7、张集馨一声叹息
　　8、与偏房共天下

　　下辑：隐权力博弈
　　1、冤案是如何平反的
　　2、隐权力的比拼
　　3、隐蔽的特权格局
　　4、海瑞也有隐权力
　　5、张居正的权力软肋

　　6、出家人的隐权力
　　7、为权力而祈祷
　　8、洪天王的权力脐带
　　附录一•概念解释
　　附录二•货币换算 /明清主要职官
　　后记

日期：2009-09-04　02:01:51

　　所谓隐权力，潜规则，实际就是新的社会发展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由心灵的人"兄的解释很有趣,我部分地同意这个观点.关于隐权力,我接下来还会继续关注,并根据自己的领悟写出来.作为<隐权力>第二部的内容.以后还会做一篇晚清时期的商人崛起(其实是半拉子崛起),会为隐权力正名,即,商人阶层的隐权力显化,合法化,可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理想途径,但在晚清的现实上,商人隐权力是附依于官僚权力之上的,出现了所谓的红顶商人.他们因为官僚权力的眷顾而发迹,也因为官僚权力的反目而陨落.总而言之,他们的权力无法得到正统社会承认的合法性.


日期：2009-09-04　12:44:05

　　更新
　　出家人的隐权力（3）
　　站在俗世统治者的立场上，对所有非法联系鬼神的做法严加镇压，是完全必要的。首先，在一个敬畏神灵力量的社会中，跟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意味着某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动员力量处于失控状态，是惑乱社会的隐患。其次，在一个标榜“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体系中，神的意志构成了俗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对神灵世界的失控还将危及俗世政权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那些“神的代理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控制，任何与神灵世界的非法交流都不会被官方允许。张李氏宣称自己是“老祖活佛”、“能入定出神”，并且诱引“京城以及四外之人，男女纷纷前往”，显然犯了俗世统治者的大忌，焉能不引来官府的严查？

　　这一查，果然就查出了问题。
　　第一个问题：官府查实张李氏并非真正的比丘尼，而是所谓“戴发修行”的野姑子。这类野姑子、假和尚当时被统称为“应付僧”，是朝廷矢志要消灭的群体。乾隆曾在早年的一道上谕中说这类人“无修持之实，甚且作奸犯科，难于稽查约束”，并勒令他们要么还俗，要么领度牒出家。在统治者看来，佛门清规对“应付僧”的约束力太弱，而他们又从事着“交通鬼神”的危险职业，对于俗世政权与社会秩序当然更具威胁性，不可放任自流。

　　第二个问题：官差在西峰寺中居然搜出两名二十余岁的旗装女子。经查问，一名女子叫双庆，是大学士（相当于副总理）三宝家的使女，因三宝的寡媳得病，常到西峰寺求治，拜了张李氏为师，又捐银一万五千余两修整西峰寺，然后将家中使女留于寺中供使唤；另一名女子叫玉喜，是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相当于财政部主管国库的副司长）恒庆家的使女，也是因为恒庆之妻患病，认了张李氏为师，并捐了二万余两银子在西峰寺邻近修一座灵应寺，随之也将使女施舍给寺庙。野姑子私通鬼神的不法行为牵涉到满族官员，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一者，朝廷明文规定，旗人未经申报不得私自延请僧道医治邪病（违者，僧道交刑部正法、受医者治罪）；再者，掌权旗人的家眷都成了“老祖活佛”的“粉丝”，即意味着野姑子的隐权力半径已超越出寻常百姓家，渗透进国家权力系统之内了，部分朝廷命官都被牵着鼻子走了。这岂是官府所能容忍的！

　　第三个问题：官差又从寺中查获黄金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两；白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重七两。乾隆年间，金一两折银约十五两，这次搜出来的财产折成银子约有7000两，折算成人民币，则有140万元左右，放在今天，这张李氏也算得上是一个富婆了。而寺中财物越多，则证明张李氏“煽惑人民”的本事越高，罪过也越大。更为严重者，官府还搜出五轴绘着张李氏坐雪、治病等出身源流的画像，以及黄缎做成的坐褥。五轴画像，是张李氏装神弄鬼蛊惑人心的铁证，按大清律例，“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可是绞脑袋的死罪；黄缎坐褥，更坐实了她胆大妄为、僭礼犯分之大罪，因为旧时黄色为帝王专用，官吏军民是不可僭用的。


日期：2009-09-04　14:34:54

　　清代金锭:
　　

日期：2009-09-04　14:38:51

　　清代一两重的银锭:
　　

日期：2009-09-04　14:41:43

　　民国时期的度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