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这里开始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资治通鉴》第一卷
　　公元前403年，很早就将晋国基本瓜分完完毕的三家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终于正式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从形式到实质他们都获得了与其他诸侯的同等地位，这一事件拉开了《资治通鉴》序幕。为此司马光发了一段滔滔宏论，实际上周王朝的权威很早就开始丧失。春秋时期，郑国，卫国曾让周天子颜面无光，野蛮的楚国人也总时不时地对象征周朝统治的周鼎表现出兴趣。连司马光都承认周朝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但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当周天子将传统封号赐给新兴势力时，司马光震惊了，甚至可以说，出离愤怒了。

　　然而司马光你何怒之有？名号只是个名号，对实际影响甚小，三家并不以成为诸侯就强大，也不因没有名号而弱小，世界也依然像以前一样不停地从乱套走向更乱套，被列为诸侯对三家的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小小地满足了一下虚荣心，另外，对外称呼起来也方便。
　　司马光，你还是那个敢于砸缸的司马光么？不，你变了。你变得不但不敢砸缸，而且总是试图将原本已经要破的缸修好。司马光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对旧有政治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固执，他认为人们只要依照原有框架行事就万事大吉了，而丝毫不顾历史的车轮终将会把原有体制打破。在名与实之间，无疑司马光认为名才是历史进程中最核心的东西，他的逻辑是：即便缸已经破了，缸主人也不能承认缸已经破了，而是应该尽量去补，就算补不上也不能承认，因为一旦承认缸破了，缸就真的破了。

　　自幽王，厉王以降，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地位江河日下，国家统治制度受到实力派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些新贵既包括遽然而兴的小国，也包括篡权自立的大臣，维护周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暗淡无光。即便如此，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之间的相互制约，一国独大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大国没有必要，小国没有勇气挑战周朝天子的名义统治权，而周朝君主也趁这来日无多的日子继续着他的天下主人的旧梦。

　　　周朝君主有理由继续穿着他天子的王袍。五霸虽强，行使权威的时候仍然喜欢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意识形态在外交，战争的间隙中继续残喘着，但光景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周敬王时，齐国大夫田常已经基本上窃取了齐国，周朝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力量对逆臣进行制裁，道义上的谴责或许有吧，但是又有什么用呢？田常的精明运作马上就有了效仿者，周定王时晋国魏、赵、韩三家大夫已经在事实上把曾是周朝二等诸侯的晋国分割。

　　　
　　公元前四零三年是威烈王在世上的倒数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九鼎震动，威烈王从中得到了上天悲观的启示，只好无奈地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他这样或许有两种可能。
　　一、出于斗争策略，他想通过颁发荣誉证书将新兴势力拉拢过来，以挽救周朝岌岌可危的地位。
　　二，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也许威烈王看到对三家的不予承认并没有影响到三家的存在和坐大，年老体衰的时候好强的神经开始松懈，觉得不如送顺水人情的好。
　　总之，最后是名也赐了，号也封了。没有换来三家大夫的效忠。换来的是列国的一致鄙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最看不起周国的的竟是韩国、赵国和魏国，不久之后韩国和赵国就以将周分为东周和西周作为报答。
　　不用周朝宣布，他所代表地意识形态已经灭亡。周武王草创周朝之际，将有功之臣封为诸侯。比如，尚父姜子牙被封在齐国，弟弟周公旦被封在鲁国。这些诸侯国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采用几乎相同的体制对臣民进行统治，周朝对诸侯国进行监管和指导，以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为凝聚国家力量的手段。诸侯国政治上对周朝效忠，军事上起拱卫的作用，他们之间是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的契约关系。那时中华民族刚走进文明社会，还没有产生出君君臣臣的条条框框，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关系是类似于卢梭提出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因符合人类的自然属性，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周朝就是凭借这种关系一次次成功地防御了来自四周野蛮民族的侵略。

　　然而自大的周幽王并不明白这层关系。他以为诸侯生而为诸侯，天子生而为天子。加之男性荷尔蒙的刺激使他一心要以倾国之力博美人一笑。于是一个古代版“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了，从褒氏嘴角惊现蒙那丽莎式迷人微笑的那一刻起，周朝的统治就开始迈开大步向下走去，周朝的立国精神不幸在美人的一笑间灰飞烟灭，一个国家立国精神的消失会直接导致政治实体的灭亡。当希腊精神消散于城邦的利益之争中间，哪里还有地米斯托克利来抵挡罗马方阵？当罗马人不再崇尚荣誉、热爱国家，还能指望哪个西庇阿赶跑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原始部落。

　　威烈王对三家逆臣的褒奖，不但是对周朝立国基础的否定，也无异于向天下有狼子野心的逆臣们表明，你们可以随便篡国，只要能够成功，寡人就大大的有赏。其实所谓的奖赏不过是一顶空壳帽子。诸侯国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反对逆臣的立场上却完全一致，无论这些诸侯是不是逆臣出身。像魏斯、赵籍、韩虔这样逆臣出身的诸侯由于自己的切身经历会更加痛恨企图篡权的大臣，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威烈王封完晋家三大夫后，三晋对周朝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恩。

　　2、新时代，新气象
　　周朝的不肖子孙把国家的宝器（名号）赠送给了逆臣。当初周朝创始人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时就是靠分封诸侯，颁布名号使天下归心，使部下效命。然而这次周威烈王的照猫画虎却选错了对象，在当时纷乱的环境下这至多算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只是被顽固保守，迷恋名号的司马光看得过重。时代的发展早就将春秋时期诸侯间的游戏规则抛弃，那时诸侯国的愿望莫过于能打着周朝的旗号把天下诸侯召集在一起，开开会、喝喝酒、当当大哥，然后看哪个诸侯国受了外族的欺负，去替他出出气。

　　而现在再没有哪位诸侯老大再爱打着周天之的旗号行事，周天子不值钱到甚至没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只能在仅存的一亩三分地上打法着来日无多的时光，即便这样也还不得安宁，时不时地会有诸侯惦记着他那这一小块土地。
　　春秋时期流行的是霸主主持下的集体安全，在周礼残存的那点精神照耀之下，诸侯国也能获得些许的安全感，侵略它国，篡国夺权时也会有所顾忌。战争只是在争夺霸主时才大量出现。
　　到了新时代，国际间的外交运作失去了国际法依据。国际关系成了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和实力说话。具体表现在兼并的加剧和结盟的时效性，军政人才变得炙手可热、人无定主、地无常邦，仗越打越凶，国家越来越少，动员能力越来越大。一切都在告诉人们战国时代到了。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战国这样数国争雄的时期。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二百年间阶级矛盾退居其次，所见到的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精彩对话。人才市场空前发达，用人机制不拘一格，政治学术繁荣昌盛，暴君昏君概率历史最低，揭开了政治上“人性化，太人性化”的温情面纱，大地上跑出了一个个善恶彼岸的“超人”，他们激情四射、血脉喷张、张狂不羁，成为民族性格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从这种意义上讲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精彩的特例，往后的历史虽然是同样的刀与火，但上演的角色兵与匪、民与贼，造成的结果是一夫独大或揭竿而起，而且这样的戏剧一再上演，层层叠叠堆积起来压在我们的精神上，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改革都能看到死去的鬼魂跳出来隐隐作祟。
　　达尔文的进化论套用在这里将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