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大战中，韩国对魏国有大恩，如果不是韩国的及时帮助，魏国的霸主地位很可能早就结束了，然而韩国的好心并没有得到魏国的好报。后来魏惠王为了显示新获得的“王”的称号，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不知道为什么韩国竟然没有参加，这让魏惠王很没有面子。于是魏惠王兴兵攻打韩国，将韩国的首都新郑包围，韩国不敌魏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将救赵国的经验如法炮制，再次派大军直奔大梁，魏军急忙撇下韩国回救，齐军却并不急着和魏军进行决战，而是在骄横的魏军步步退却，并在退却的过程中减少炉灶，给魏军造成士兵大量逃失的假象。庞涓不知是计，奋力直追，岂知孙膑已经在马陵道为魏军布下天罗地网。魏军却浑然不知，一头钻进去，却再也钻不出来，十万大军全部报销，统帅庞涓也被射杀，太子申成了俘虏。经此一役，魏国元气大伤，再也无法与齐国抗衡，强大的齐国在东方昂起头来。

　　魏惠王简直就是个没有头脑的愣头青。睚眦必报的做法使他丧失了所有盟友，急功近利的行为使他无法执行长期的外交政策，好大喜功的性格使他同一时期与多个强国作战，结果弄得魏国的边界遍地起火，一场大败就将魏国的霸权画上了句话。魏文候辛苦开创的事业被魏惠王在十几年时间内迅速败光。“创业难，守业更难”。诚如斯言！

　　德国在欧洲的位置与魏国在列国的位置非常相似，都是中央四冲之地。战争之中两国的命运也非常相似，德国的东线有的俄国，西线有法国，欧洲大陆之外还有英国，论实力德国对其中任何一国都有优势，但如果三国联合起来，德国便不是对手。一战之前，德国在仅有奥地利一个铁杆盟友，而奥地利只是欧洲的二流国家。威廉二世不顾这些，匆忙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刚一开始便受到东西两线的压力，德国不得已将部分兵力调到东线，致使西线兵力不足，战争被拖入僵持期，最后由于德国资源占劣势，输掉了整场战争。

　　二战时期，德国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在没有完全解决英国的情况下，希特勒就貌然发动了对苏联的入侵，德军在苏联受阻之后，面对的又是两线作战的艰难境地，德国疲于应付，最终输掉了战争。
　　后来的楚霸王项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本来项羽雄踞中央，兵精粮足，对刘邦有绝对优势。但项羽不善拉拢战略伙伴，结果周围的人都跑到刘邦的阵营中去了。尽管项羽英勇善战，供必取，战必克，但战役上的胜利挽救不了战略上的失败，最终被刘邦联军在垓下打败。
　　魏国、德国、楚霸王还有个特点，那就是尽管胜仗打了不少，但只要遭遇失败就几乎是致命的。这是身处四战之地，不注重战略盟友，不运用外交策略，盲目四面为敌的后果。
　　20、不合时宜的高调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资治通鉴》第二卷
　　这篇内容是儒家的后起之秀孟子与魏惠王之间的对话。在这之前魏国刚在马陵之战遭到齐国的毁灭性打击，紧接着又在西线吃了秦国的败仗，面对四处起火的江山，饱经风霜的魏惠王不禁潸然泪下，此时他已经是个苍苍的老人，据说有90多岁了。暮年遭遇事业上的失败深深地打击了魏惠王，他开始反省，终于明白原来魏国的衰败是由于用人不当造成的。羊已经亡了，那就补补牢吧，因此魏惠王搞了一次大型国际人才招聘会，此时的孟子正在游走江湖，兜售他的主张，于是便来到魏国碰运气。

　　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魏惠王形成了思维定势，认为国家只有富裕了才能强大，所以一开头就问孟子：“孟大师啊，你不愿千里来到魏国，一定有使魏国获得利益的高招吧？”
　　孟子推销了一辈子仁义非常讨厌别人跟他谈论什么利益，一听魏惠王的话，当时就火了，好不客气的答道：“我哪有什么求利的高招啊，只有满脑子的仁义思想。国家求利，官员求利，普通老百姓也求利，全国上下都求利，国家还不乱套啊？没有不孝敬父母的仁者，没有不忠于国君的义士。”
　　孟子的高调令魏惠王眼前一亮，大声喊道：“妙啊，妙啊”，等静下心来才发现
　　孟子就像一个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满脑子漂亮的设想，却没有付诸实践的方案。战国时代竞争剧烈，各国都想着富国强兵。人口数量，粮食产量，军队素质是最实际的指标，而孟子却唱出了仁义的高调，这不能不说是孟子的可爱之处，孔子也讲仁义，但在孔子多少还有点实践精神。孔子的嫡传弟子子思认为仁义和利益是分不开的，利益可以作为表达仁义的手段。孟子很显然看不不认同之思的说法，认为那样玷污了仁义的纯洁性，仁义应该是“自在之物”，不依利益的存在而存在，最后孟子头也不回地向仁义的极端跑去。

　　孟子的儒家学说与商鞅的法家学说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具体的操作规程，只有漂亮的构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国君的脑子没有生锈，就不会采用孟子的思想，不客气的说一句，谁用孟子的思想治国，谁就会亡国。在赤裸裸的武力面前，仁义的声音衰弱无力，试想如果魏惠王完全将孟子的设想付诸实际会是造成什么后果。魏国放弃国防，不再搞战略储备粮，整日对内对外唱仁义的高调，周围的虎狼之国就会不客气地将魏国灭掉。即便讲仁义，也要在具备强大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讲，肯尼迪说过：“ 只有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些军备。”，而发展军备就需要使用大量的社会财富，孟子的理论与时代格格不入。

　　况且，上下交征利，也不见得会造成社会紊乱，只要是在一定的约束之下有秩序地追求利益，国家不但不会混乱，反而还会因此更强大，不过也不能苛求孟子在那个年代就产生重商主义思想。
　　在推销术上，孟子漂亮的玩了一次偷换概念，魏惠王问的是如何使国家获利，孟子为了推销他的仁义，将国家利益不知不觉地偷换成了个人利益，然后对个人求利一顿好批，貌似“求利”被批倒，其实批倒的只是个人的“求利”，国家求利是否正确的问题被孟子回避了。事实上，国家求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几千年来没有人敢说追求国富民强有什么不对，人们责备的只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但是孟子也应该知道，魏惠王的赞同并非口里如一，韩非对此作了解释：“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在孟子的嘴里“名高”换成了仁义。所以孟子获得的永远只是口头表扬，实际上他还得继续流浪，不过倔强的孟子根本不可能为了投君主之所好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只有当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大家没有生存压力的时候，才有心情考虑如何以仁义治国。这样的年代还需等150年才能到来。
　　22、没有凯旋的凯旋门
　　“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资治通鉴》第二卷
　　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君士坦丁大帝战胜强敌马克森提，并统一罗马帝国的见证；法国凯旋门记录着拿破仑横扫欧洲所创造的军事奇迹；勃兰登堡凯旋门保存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中的辉煌战绩。即便你不懂历史，站在这种石头上写满了血与火的建筑面前，也会为它们的气势所折服，上面的每一幅浮雕，每一段文字都会把你带回到历史中去，一起感受造门者书在写历史时的畅快淋漓。这种石头符号在记录历史方面的表现力远胜于文字。文字的含义只能被认识文字的人所了解，而建筑却活生生的摆在每一个人面前。在中国，一个优秀臣子的最高追求莫过于“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君主除此之外还可以把自己的强力意志通过建筑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