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国君都有难以抑制对建造土木工程的喜爱。这是他们独有的表达方式，越是好大喜功的君主，越是喜欢搞公共工程，大型建筑。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历史名城古罗马便是由无数伟大的政治领袖层层堆积起来的遗产组成，几乎每一处建筑都有一段英雄的故事，罗马人民就是在这些不会说话的建筑面前缅怀先烈，接受罗马精神的熏陶。

　　当雄伟的公共建筑出现在大地之上时，它的意义已经远超出了实用和美学，已经成为国家无声的布道士，统治者默言的宣传者。普通老百姓走到一座雄伟的建筑前，感受到的也绝不紧紧是泥土的变种，否则长城不可能寄托中国人如此深重的感情。虽然就绝大多数人而言，参观故宫的初衷可能是对皇帝生活的好奇，但看完之后即便今人也不由得产生对古代皇权的感叹和敬畏。使公共建筑为政权服务是统治者概不外传的秘密。管仲在齐国还贫弱的时候就建了一些大型公共建筑作为齐国将要崛起的象征；刘邦在汉朝初立，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还要修建崭新的办公大楼；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同样搞了10座举世闻名的国家建筑。

　　韩昭侯在晚年的时候萌生了大兴土木的念头，并一发不可收拾。或许他认为自己风风光光一辈子，只有搞点大型建筑才算不白活一回。尽管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个；尽管韩国土地狭窄，土壤贫乏且居四战之地；尽管韩国民风柔弱，军队战斗力不强，对外作战总吃败仗。但韩昭侯觉还是得他的一辈子有些可圈可点之处。
　　韩昭侯在位的几十年中经历韩国了相对强大的一段时期。有那么在十五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国对韩国进行了一番改革，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加之恰当的外交政策，因此外国不敢加兵于韩。所谓“相对”是指韩国的强大并不是表现在兼并大量国外土地，或打败强大敌人，而仅仅是确保了不受大国的欺负。
　　申不害死后，韩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在前一年，秦国夺走了宜阳，老天爷还嫌不够热闹，又降下旱灾，韩国的老百姓一度水深火热。但预感到老之将至的韩昭侯并不为韩国的天灾兵祸所阻，毅然决然地要在韩国建筑一座凯旋门，以纪念在自己治下韩国十五年不受外国欺负的那段伟大历史。
　　韩昭侯找人设计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大门。为了建造这座门，韩昭侯倾一国之财力，不顾老百姓生活困顿，也不顾韩国开支军费不足。韩昭侯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大臣屈宜的不满，屈宜告诉韩昭侯你出不了你建造的门。原因是建造的时机不合适，想当年韩国国际地位较高，人民生活富裕的时候不去建造，现在国家外有秦军虎视眈眈，内有旱灾频繁光顾，是最不适合大兴土木的时候。然而韩昭候执意不听。

　　韩昭侯的心思屈宜当然了解，同时也看出韩昭侯的愚蠢之处：该建的时候不建，不该建的时候强建。屈宜并以此为由认为韩昭侯一定过不了这座门。其实从修建凯旋门的不合时宜到韩昭候不过此门并没有严格的科学依据。屈宜很可能在暗示韩昭侯：“你呀，快死的人了，少折腾点吧！”
　　果然不久韩昭候就生病了，生得是那种能够夺走人生命得病，韩昭候在病床上等啊，盼啊，希望门能够早日建成。但是承包商就是不配合，受经费不足影响，建筑材料总是缺东少西，加之天气炎热，久不下雨，建筑工人劳动效率低下。凯旋们建筑进度严重地刺激了韩昭候衰老的神经，终于有一天韩昭侯在失望中结束了生命，在临时之前他还梦想着自己能率领韩国在威武之师，列队从凯旋们下经过以接受千万老百姓的鲜花和呼喊，尽管凯旋门上根本没有什么凯旋可以描绘。

　　韩昭候和凯旋门开了玩笑，能修时候不修，不该修时候强修。凯旋门也返过头来和韩昭候开了个玩笑，该完工的时候就是不完工，等他死了之后才完工。不知道韩昭候死后，他的后人是不是让他的遗体从门下经过一把以满足他生前没有实现的小小愿望。
　　补：
　　21、商鞅之死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资治通鉴》―――――――第二卷
　　对法家来说，最幸福的事是活着的时候能够遇到识货的君主，最悲哀的事是还没有死去的时候识货的君主已经死去。然而，造化总是弄人，厄运终究难逃，许多法家都无法在事业大放异彩的时候光荣的死去。吴起不能，商鞅也不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时代需要法家来改革旧弊，又因法家严重地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而排斥法家。因此法家是这个时代最悲壮的一群人，他们进行了伟大的战斗，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使许多人从旧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法家意味着一种豪情激荡的战斗生活，但也意味着危机四伏的人生历程和很可能不得善终的死亡。法家是这个时代的普洛米修斯，他们为人类盗来了天火，又因盗火的行为超出人们心理承受的限度而承受命运的处罚。

　　不要说商鞅不懂人情世故，不谙官场生存法则，不明白乐极生悲的人生哲理。商鞅非不知，不为也。生命不可能处处完美，权力，财富，事业，爱情，健康，自我感觉不可能每项都是100分。有一得，必有一失，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想成就事业，就得牺牲不少耳鬓厮磨的温馨时刻。想要国家迅速的强大起来，就得牺牲老百姓的热爱。对国家而言，选择法家就选择了不为百姓所爱戴；对个人而言，选择法家就选择了被少部分人所痛恨，这是所有法家的宿命，而不仅仅是商鞅个人的不幸。

　　既然是法家，那么法律是他们理解世界、改造世界和维持世界运转的唯一手段。法律之所以具有效力全在于它的不可侵犯，任何一个触犯法律的人必须受到惩罚，即便是太子也不能例外。当太子带头触犯刑法时，商鞅知道如果法律对太子妥协将意味着什么。南门外的那根木头将会由打造政府信用的神话变为国家忽悠老百姓的笑话。太子应受惩罚，因为国家必须强大，所以请商鞅以国家的名义惩罚太子吧!在具体操作环节上，由于太子是国家的接班人，因此法律上享有不受刑罚的特权，但太子的老师必须代之受刑。于是太子的两个老师遭到刑罚，太子吓得八年不敢出门。以太子为首的权贵们并不认为是国家和法律对他们进行了惩罚，而是将商鞅本人看作不共戴天的敌人。

　　既然是法家，国家便是他们服务的最高对象，在国家利益之前，任何局部利益、个人感情必须让位。后世的马基雅维利提出为了国家的强大可以不择手段，比他着2000年的商鞅已经用行动来践行这条法则。为了秦军能以最小的损失取得对魏军的胜利，商鞅盗用了伟大友谊的名义将魏军统帅公子卬劫持，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将群龙无首的魏军击垮。魏国对商鞅的卑劣行径非常痛恨。

　　站在商鞅道德阴暗面的还有一个阉人――景监。道德家耻笑商鞅作为国家的堂堂高官竟通过一个为士人所不耻的太监获得秦孝公的信任。然而道德家只关心道德，不关心技术上能否实现。法家的商鞅，决定了他只能以这种曲线求进的方式获得秦孝公的信任。秦孝公发下招贤令招揽各国人才，但秦孝公不可能接见每一个人才，秦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人才的接待和初步筛选工作。众所周知加强君权，遏制臣下的朋党比周是法家思想中重要一部分，而且后来的变法一开始也受到许多大臣的阻碍。难道要商鞅和秦孝公手下的大臣交流会让他们很痛苦的法家思想？法家的思想注定只有君主喜欢，只有君主能够推行。所以通过一个中间人使商鞅能够和秦孝公直接交流是最佳办法。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商鞅为秦国带来了一个宝贝，国君喜欢而臣下讨厌，商鞅只好找国君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