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两国相比较，赵国更强，所以秦国先把目标锁定在楚国。
　　渑池之会，虽然舞台上的男一号是蔺相如，大导演司马迁把他刻画的惟妙惟肖。可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意图，秦国和赵国签订了《秦赵互不侵犯条约》，一如上个实际的苏德之间德故事。之后赵国去敲打齐国，秦国去经略楚国。
　　相比赵国在齐国的收获，秦国在楚国的收获更大，楚国的一半土地被白起吞并，连首都都丢了，楚国跑到了江南一带才站稳脚跟。从此楚国的边境离秦国的中心地带更远，而且也更加衰弱，对秦国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下一步秦国要做的是移师北上对付赵国，所以才有了我们前面讲过的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以及随后的坑杀降兵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秦国征服六国的野心一览无疑，列国开始从迷蒙中惊醒。
　　长平之战后的第二年，秦国大举进攻赵国首都，邯郸战役开演。又是一个针对六国生存能力的考验，危险的信号已经发出，邯郸的危机，就是赵国的危机！就是六国的危机！经历了长平的悲剧，赵国的政治局面反倒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时间，军民不分你我都走上了抗秦的前线，贤能的文臣武将又返回领导岗位，长平40万杀降的沉痛教训激励着这些悲痛的赵国臣民，全国笼罩在一片悲愤的吼声之中。

　　由于身体状况不加，更由于受范雎的陷害和排挤，白起赌气卧床不起，尽管秦王千呼万唤，白起就是死不出来。没有白起秦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更何况赵国依托邯郸险城，因此秦军的进展一度受阻。两军在邯郸城前打起了消耗战，尽管秦国损失比赵国大，但秦国国力雄厚，相拼下来，反倒是赵国更加困难。
　　情急之下，赵国想起了救兵，望眼四周，齐国把秦国当兄弟，燕国把赵国当仇人，韩国太弱无兵可派，最后只能求助于魏国和楚国，可是魏国和楚国是痛痛快快出兵的主么？
　　魏国和楚国的最高层决策者有太多的顾忌而不敢痛痛快快出兵。首先，魏国和楚国都是遭到过秦国重创的国家，他们可供支配的力量十分有限，因此不敢拿出去冒险，与秦军交战的历史记录毕竟是胜少败多。
　　其次，两国还担心的是，派出救兵就等于横挑强邻，秦军很可能移师先击援军，历史上秦军这样干过许多次，最后救援不成，反倒成了赵国替罪羊。
　　即便在出兵数量上也让两国打伤脑筋，派少了无济于事，派多了，万一吃了败仗，或打成消耗战，秦军再来攻击，自己的国家救没有了守军。
　　所以赵国的使者到了魏国和楚国遭遇到了相同的困境。
　　名义上魏国派晋鄙率10万大军救援赵国，实则持观望态度，蛇鼠两端。魏国的小算盘是：如果秦军被赵军逼退，魏军则乘胜追击。如果秦军攻破邯郸，魏军就原路返回，守卫自己的国家。
　　向楚国求救兵的是赵国的招牌人物平原君赵胜，楚国在派救兵问题与魏国有同样的难处，所以平原君与楚王商量了大半天都没有达成一致。

　　这可怎么办？魏国和楚国虽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考虑到出兵的实际因素，最后很可能就这么持续观望下去，看着赵国独自抵抗强秦而终致沦丧。
　　有一种精神叫侠义，有一种外交叫挟持。因为有侠义，历史才避免成为单调的国家史，因为挟持，外交才不至于只有燕尾服，交谊舞会一种形势。
　　毛遂只因那闪光的一刻便史上有名，还有成语流传于世“毛遂自荐”。平时的毛遂就显露出桀骜不驯的本性，自称：“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这样一个带刺的家伙如果在和平年代估计早就被磨平棱角，但在乱世非常之人也会遇到展现非常之才的机会。
　　毛遂，不要给楚王任何反悔的机会，当你靠近楚王，手持利剑的那一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曹沫，蔺相如等伟大的靠挟持国君扬名的外交家在这一刻灵魂附体，这一次你没有拜倒在“沐猴而冠”的楚国人面前，你一个人代表了燕赵慷慨悲歌勇士的光荣传统。……伟大的赵武灵王万岁！伟大的三晋大地万岁！
　　最后楚国同意出兵。

　　在魏国，平原君靠国家利益无法打动魏国君臣，但靠攀交情，讲义气却打动了魏国的招牌人物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和信陵君都是一个道上混的人，另外出名了还有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其中以信陵君最具代表性。信义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但凡事关信义，这些人都能霍得出去。在他们身上这种疑似江湖义气比国家利益还要重要。最后魏国发生了一出家喻户晓的故事《信陵君窃符救赵》。

　　如何看待信陵君的做法，请看下文分解。
　　53，国家不行了，君子才牛逼
　　战国时期除了7个国家之外，还横行着4位君子。他们是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注意噢，这里的排名是分先后的。）这四位君子名重一时，由于手下士人众多，影响力极大，成为国际政治间不可忽略的一只重要力量。有许多时候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仅仅由于他们，及他们所圈养的的士人的发挥作用才度过难关。由于他们所推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国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所以他们虽然服务于自己的祖国却独立与国家政权之外。他们所彰显的“士”精神，成为战国时期一道绚丽的风景

　　“士”一直是民间传说中的主角。虽然说千百年来“士”的精神也在与时俱进，但基本上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底需求，比如急公好义，可杀不可辱，一诺千金，乐于助人。由于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平民视角的史学家司马迁先生几乎为每一个君子安排了一篇传记。战国的魅力还在于那些平常只能生活在民间的好汉大规模，成批次地走上了政治的前台，与帝王将相同场博弈，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发挥他们的绝技。正因为有了“士”，战国时期才显得更可爱。

　　四大君子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战国中时期列国间的激烈竞争，也反映在对人才的积极争取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才的流向也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一开始魏国人才最多，所以魏国最强。后来，秦国和齐国相继大批招揽人才，秦孝公颁布招贤令，齐威王设立“讽刺堂”，人才向这两国流去，而魏国却排挤人才，导致人才流失，因此秦齐崛起，而魏国衰弱。秦国几代国君一直坚持不懈地推行招揽外部人才的政策，所以秦国持续地从强大走向强大。燕易王的对齐国成功报仇也是以人才战略为着眼点，“黄金台”的设立为燕国招来了一大批国际上的知名人才。战国后期，赵国之所以能成为抵抗强秦的中流砥柱，也是由于朝廷有一帮贤能的文臣武将，如赵奢、蔺相如、廉颇、虞卿、李牧。就连丢掉半壁江山的楚国由于任用贤能也能放射出夕阳般的鲜艳辉煌，当时春申君主持朝政，荀子为兰陵令，楚国重整旗鼓，吞并鲁国，经略四方，遂在江南一带又扎下根基。

　　人才也分三六九等，上等人才经天纬地，可以为国出力，下等人才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主尽忠。上等之才选择落脚点依靠对天下大势的判断，他们只可能投奔到国家的名下；下等之才选择落脚点依靠对所要尽忠对象的人品的了解，他们才会选择具体的某一个人为效忠对象。战国四君子帐下所飬养的士人多是下等之才。我们不能设想廉颇是平原君的门人，也不能设想田单是平原君的门人。王安石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而”。士大夫站在官僚的立场上竟然如此轻薄君子们的门人！不过这一次王安石确实说对了，只不过低估了鸡鸣狗盗之辈的作用。四君子作为“士”精神的形象代理之所以风光无限全在于他们的门下充斥着大量的鸡鸣狗盗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