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科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大塘河上设计一座水闸，拦河引水灌溉农田。我既高兴又紧张，深怕任务完成不好。在当地水利人员的配合下，实地查看地形地貌，了解水情、旱情、农情，发现大塘河比降大，水位暴涨暴落，就利用水头差大的特点，设计了一座‘自动旋倒活动闸门’，水位超涨时水闸自动旋倒排水，水退后闸门复位拦蓄，当年建成后灌溉了该地区千亩农田，获得大家好评。这是我献给家乡的第一件礼物！

　　方芳在熊富老工程师的主持下，同全室人员一起设计与指导施工了海南第一宗中型水库。她承担输水涵洞的设计任务，日以继夜地绘图计算，但进度总是落在别人后边，经验缺乏，许多疑难问题解决不了，我的技术水平与她是同一个档次，她解决不了的问题问我也难解决，她为难我也感到无奈。幸好熊富老工程师很热心，方芳又不耻下问，熊工耐心地给予解答。师徒接触多了，方芳甚敬佩他，觉得这位老工程师水平高，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又热心培养帮助青年人。请教他的问题，他能根据你的理解能力与接受程度，深入浅出地给予讲解，甚至向你介绍在某书某章某节上有详细解答，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学习与钻研精神。平时他也乐意同方芳谈自已青年时代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式，对方芳的业务学习和技术提高帮助很大。他们设计的中型水库建成后运用良好，各方都很满意。这也是方芳参加工作后献给海南人民的第一份技术成果，在她的人生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57年秋冬，全岛水利建设正在蓬勃兴起的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席卷全国，共青团员作为党的助手积极投入了这场政治斗争。方芳被党支部吸收参加了工作组。我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好，不赞成‘右派’的错误言论，但处里有一位1948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竟然谩骂、攻击自已的党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感到意外与不理解。我问方芳：“他怎么成了右派分子？”

　　她说：“从揭发调查的材料来看，土改时他家划为富农，说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对党不满；进城后当工程队长赚官小，闹待遇，闹级别；这次又与资产阶级右派一个鼻孔出气，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斗争会上又不肯低头认罪。这种人名义上入党，与党不是一条心！”
　　“啊！”在我简单的头脑里想不到有这么复杂的事情发生。
　　方芳还告诉我，大哥来信规劝我们：要相信党，坚定自已的努力方向，不要遇到风吹草动就左右摇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坚定地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这是进步青年应有的态度。1958年夏，处里的运动基本结束，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总结，我与方芳又提出了入党申请。
　　日期：2010-02-07　11:29:55
　　——12——

　　1958年5月，父亲因病回海口疗养。他1900年生，1922年从广东陆地测量学校毕业,一直在公路部门从事测量技术工作；1939年日寇占领海南时，举家逃往乐会石壁山区；1942年后因生活所迫，应招入海口市伪建设科当技佐，代理过一段时间伪科长；日寇投降后回乡务农，当小学教师，48年重入海南公路局当工程师，解放后留用。近六十岁的人了，一直在外谋生，父子见面很少。这次回家，我与方芳回去探望，方芳是第一次与他见面。他躺在木床上，见我们回来，勉强支着身体坐起来，面容憔悴，阵阵咳嗽，一幅病态，但还是打起精神与我们座谈。对我与方芳一起回来工作感到很欣慰，问方芳生活过得惯不惯，要我多关心；还说现在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应该好好工作。方芳也安慰他好好养病，保重身体。

　　临别时，他叫我单独留下一会，带着不安的神情问我：“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那个罪名重？”
　　“都是阶级敌人，重不重主要看罪行。”我按自已的认识回答他，但感到他问得很诧异，我反问他：“爸，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他带着沮丧的神情，长叹一声对我说：“都是我的罪过，反右斗争刚过，机关接着进行内部肃反，我在日伪时期代理过科长，这次审查划我为反革命，留机关控制使用。”
　　我脑袋嗡的一声，就似五雷轰顶，全身一下子瘫软下来，感到事情很意外又非常严重。反右斗争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心里极度惊慌，但在他面前还是强作镇静地问：“有什么罪恶呢？”
　　“修路时拆过几间民房，占用一些田地，在斗争会上都坦白交代了，没有别的罪行。”
　　“这就是说，你对人民犯了罪，政府留用你是宽大处理了。今后要注意改造，不能再有不满言行了。”我也不知道那来的勇气这么讲，就像自已已经不是他的儿子，他也已经失掉了作为父亲的身份，没有了往日的尊严。
　　他连声说：“是，是。”还不断自责说：“连累你们了，我连累你们了，真是罪孽！”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家。
　　方芳在楼下等我，见我脸色苍白，神色不安，步履维难，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啥。”
　　“没啥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爸病重？”
　　“回去再说吧！”我自已还转不过弯来，怎么告诉她呢？

　　她也不再问，默默地陪我回宿舍。我倒头就睡，方芳觉得反常，但又不好追问，站了一会我也不理她，她只好说：“先睡一会吧，晚上我再来。”说完就迟疑地走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在我的脑海里，他是一名技术人员，虽然代理过日伪科长，如果没有重大罪行，如果不是对现实不满，能划为反革命吗？他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有不为我所知的罪过。但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他是反革命，我就跟着完蛋了，不要说入党，今后怎么做人？方芳又会怎么想，会不会与我分手？正在春风得意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倒霉的事情，竟然会落到自已头上，真叫人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啊！

　　晚上，方芳从食堂打饭来要我一起吃，我吃不下；她想陪我出去散散步，我不肯去。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劝我说：“有事不要闷在心里，我知道你家里的事我帮不上忙，但不要一个人憋坏了身体。”
　　我呆呆地听着，闷不作声。她陪我静静地坐着，入夜了还不走，我迫出一句话：“你走吧，不要管我。”
　　她顺从地起身走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泪流满面！
　　这天夜里我彻夜未眠，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好呢？要不要告诉组织，要不要告诉方芳？讲了必然身败名裂，不讲查出来更严重。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想来想去，觉得讲主动，不讲被动，反正事已至此，瞒是瞒不住的，决心还是跟她先讲，听听她的意见。如果她真心爱我，讲了她会理解；如果她不爱我，不讲也维持不了多久，到时候会更加痛苦。

　　第二天下班后，同她一起吃过晚饭，就到海边去散步，走在沙滩上，我的脚像踩在陷落的空地里，心与海浪一样起伏不定。我试探着问她：“一个人如果受到家庭连累，你还爱他吗？”
　　“有啥就直说。还拐弯抹角做什么！”
　　我望着她期待善良的眼光，吞在肚子里的话，被鼓起的勇气吐出来了，我说：“革命革到自已头上了！”我把父亲讲的事情和我的想法同她讲了一遍，最后我问：“你看怎么办？”
　　她虽然早有不幸的预感，心理有所准备，但没料到事情这么严重，听了还是感到很意外，很突然，一时反应不过来，神情凝重，想了很久很久才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好还是先向组织会报，因为这是大事。”
　　我犹豫说：“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怎么报告？”
　　“知道多少讲多少，不要隐瞒。”
　　“如果讲不清楚，会不会认为我不诚实？”
　　“我想不会。我们都是共青团员，应该相信组织，组织会帮助我们处理好的。”
　　我接着问她：“你呢？怕不怕连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