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幸的是不用我挺身而出，多数群众已经被田英局长的浩然正气所征服！大凡一个人，当他的精神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严正的力量，使旁人望而生畏，尤其是那些心地仁慈、富于同情心的人会为之感动。人们的良心被田英挨斗受屈的惨景谴责着，批斗草草收场。
　　我们被集中在一起劳动，接受审查。有一次我与田局长一起洗厕所，我很难过地对他说：“你为我们受苦了。”
　　他却严肃地对我说：“不能这样讲，我不会包庇纵容任何人。不伤害好人，不放过坏人，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是我的职责。”
　　我说：“太过火了！”
　　他笑笑说：“参加革命时，命都准备不要了，受点委屈算什么？”停一会他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还年青，多受点磨练与教育有好处，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也应该有这个决心。”
　　我点头说：“我会的！”
　　在他身处逆境的时候，仍然引导我走正道，这种高尚的革命情操，使我终生难忘。

　　在接受批斗与审查这段时间内，龚新与姜梅等一些同事学友，毅然不顾危险与不怕连累，给我送吃的用的，告诉我一些信息，帮我度过这道难关，最终没有发现我可以定罪的‘反动言行’，我又已经调离水利局，工地施工也需要我，只好放我回工地去接受再教育。回到工地后，得知水利局‘造反派’曾派人来收集我的‘反动言行’，被这里的群众顶回去了；同志们见我回来都很热情，倒是自已的情绪低落。方芳告诉我：“现在乱批乱斗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领导都靠边站了，总工和几个老工程师也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工地施工越来越困难，罗指挥希望我们挑起生产的重担，坚持生产。”

　　我以为她是在安慰与鼓励我。不料第三天，朱轩副指挥就来找我谈话。朱副指挥是海南农家贫苦的孩子，16岁参加革命，当过通讯员、炊事班长、供应站长和后勤部主任，一直默默无闻地为部队做后勤服务工作。他为人憨厚、纯朴，埋头干实事，不喜欢出头露面；对繁什琐碎的事务，不厌其烦、耐心细致、管理有方，是琼崖纵队里有名的好管家。1957年8月成立海明水库施工筹备小组，他是筹备组副组长，率先来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野兽横行的海明工地，修路、搭桥、盖茅屋、拉电线、备运粮草、迎接施工队伍进场，是海明工程建设的‘元老’。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计较功名利禄；平时喜欢与大家一起下棋取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又有点未老先衰的体态，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朱老’，其实他并不老，今年刚过四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朱老亲切地对我说：“老总们都靠边站了，指挥部就剩下你们这些年青的技术人员，你的技术比较强，这次回去审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希望你回来抓业务技术，把工务组管起来。”

　　我受宠若惊，惊愕好久。难道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了！况且我还不是猴子，是孙子呢！刚刚被‘造反派’斗过，现在突然起用我，这有可能吗？你敢接受吗？如果是别人与我讲，我肯定对他说你找错人了；可朱老是在施工危难之际来找我啊！我起码应该有知遇之恩，怎么能完全拒绝呢？我诚恳地说：“工作我可以做，但这付担子我挑不起。”

　　朱老直率地说：“你大胆去抓，责任我来承担。”
　　时下是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朱老虽然没有靠边站，但在这场谁都自身难保的‘文丨革丨’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倒；而我呢？闹革命既不保险，搞生产也有危险。朱老敢起用我这种人，又敢为我承担责任，自已甘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我望着他殷切的眼光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想想罗指挥的处境，想想田局长身处逆境的教诲，再看看工地失控的状态，我不得不鼓起勇气，勇敢地挑起了工务组组长这付重担。

　　日期：2010-02-25　14:37:03
　　——29——
　　1967年3月，第四期工程开工。因为前段开挖的渠道，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有些社队没有完工验收就擅自退场了，因此这期工程先要扫尾，后开挖新渠道。这时指挥部由和舍搬至和正大填方工地，工务组人员留下方芳和张玉管家外，都分头下去了。
　　人们常说开头是难于千头万绪，结尾是拖三丢四，工程施工就是‘两头难，中间苦’。这次难的是剩余尾工多为难工险段，困苦与艰辛不说，少数人还打着‘造反精神’，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参加尧前高挖方段施工的一部分人，把我叫到现场去质问：“你说，这是土还是石头？”
　　我平静地说：“这是硬土。”
　　“你说是土，挖给我们看看，看你一天能挖多少？”当头的人说。

　　我笑着说：“干活我不如你们，挖不了多少。”
　　“那你按土方算补助，不是卡我们吗？”
　　有个小伙子气势汹汹的说：“不准反动学术权威欺压我们贫下中农！”又有人接着喊起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我一下子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权威’，真是哭笑不得！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土与石的分类与鉴别，告诉他们劳动定额是怎么制定与使用的；反复说了几遍，有的还不完全信服，说口讲无凭，要拿出证据来；我答应他们派代表一起回指挥部去查看有关规定，还专门请工程地质和定额预算人员向他们再作详细解释，才把我‘走马上任’遇到的第一场风波平息。

　　方芳向我建议：“光解释说服还不够，剩余尾工是难啃的骨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想办法帮助他们提高工效，增加收入，使大家口服心服，才不会有反复。”
　　我赞同她深思熟虑提出的意见，立即向朱副指挥会报，由朱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工务、政工、后勤抽人组成工作组，由我带下去帮助他们改进工具，合理分工，组织流水作业，很快达到和超过了劳动定额，率先完成了扫尾任务。我们也从中获得了经验，推动了扫尾工作。
　　1967年8月，新渠道工程全面开工，开挖东西干渠43公里，二条分干渠25公里。这时指挥部由军管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三结合’革命领导小组领导，朱轩副指挥作为‘革命干部’代表结合进领导小组，仍分管生产。居于海明工程的重要性，军代表要求指挥部人员只在系统内‘闹革命’，不得与外界串连，也不许社会人员冲击工程工地，生产秩序得以维持。

　　我们工务组更忙，每一条渠道施工，从勘查定线、纵横断面测量、挖方开挖、填方填筑、各种建设物施工等都要参与检查指导，还有类似‘土石之争’问题的处理；因此经常无法按时回来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渐渐脱离了两派斗争的是非之地，成为只管生产的‘逍遥派’。我对此有些顾虑，朱老总是给我壮胆，说你们施工忙，有些活动不一定参加，主要是把生产搞好，这才使我放心。

　　雷打不动的是每逢星期三与星期六上午，大家都下大填方工地参加劳动。我与方芳结对，我挖土她装车；她掌把我拉车。在她的指点下，我也渐渐学会了推车。我们工务组还结合劳动查定各个工序各类人能完成的劳动定额；测定表明，平均先进的劳动定额不经过努力是不容易达到的。方芳对我说：“我们这些‘臭老九’，只有经过亲身体验，才能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对劳动人民才有感情。”

　　确实是这样，工程技术人员有了这种情感，对施工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或民工疾苦，才能正确对待，积极去解决，从而减少争议与矛盾，促进工程施工。
　　日期：2010-02-27　11:45:09
　　——30——
　　1968年8月指挥部由和正工地前移到福山，准备第五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