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没有固定工作和二十四岁以前,决不谈恋爱。
以上四条我一定遵守,保证做到,努力减少在汉长辈们操心,不给他们增加负担,使父母亲也放心。
最后,如果招工考不上,高考也考不上,1984年春节就回来,听从父母的安排,决不食言。
女儿 夏花
1982年12月24日
这实际上是给父母亲的一份‘答卷’;里面充满了母亲的苦口婆心和她的讨价还价。我不知道她们母女俩已经谈过多少次了,这可能是‘谈判’达成的最后文本,迫着我签字同意放行就是了!
我问方芳:“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最好你再去跟她谈谈。”方芳说。
我去问小花:“不回去行吗?”
“不,我要回去。”小花说。
“是不是这里不好?”我再问。
“不。”她说。
“那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
“不是都写了吗!”
“你年纪还轻,留下来再学一、二年不是很好吗?你看你妈,这么大年纪了还应考,而且得了高分。”
“不,我回去也可以学嘛!”
“在这里学比较好,我们可以帮助你。”
“不,我要回去学。”
“你真舍得离开自已的父母?”
沉默,不肯回答。
“我们可舍不得你走啊!”
“那你们为什么从小把我送走呢?”
话谈到这里无法谈下去了!
方芳看着我回来的沮丧神情,安慰我说:“她不是已经认你这个爸爸了吗,报告中口口声声叫‘爸爸’,多亲热啊!你应该高兴才是。”
我问:“为什么她这么固执呢?”
方芳说:“她已经长大成人了,遇事有她自已的主见。我同她谈了这么多,再苛刻的条件她都答应,就是要我们放她回去。看来拦是拦不住了,我们当父母的不能硬要她去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只能引导鼓励她自已去努力。”
“我不是强迫她,但应该告诉她,她的打算,实际上就是不想再考了;如果决心再考,留下来不是比回去好吗?”
“这二年她的努力和我们操的心够多了,结果就是这样,我们总不能代她去考吧!我想,如果回去能按她的四条做到,就是一个进步。”
“这么说你是放心让她走?”
“让她走,但我不放心。她承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我们放心,可我担心她从小受宠惯了,回去约束不了自已。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要说错,就错在我们父母身上;现在只能尽力去补救,你说是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月底,我们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小花,元旦前她顺利回到了武汉的‘家’,在汉的亲人都很高兴。可我们热闹了二年的三口之家,顿时又冷清下来,好像缺失了很多很多东西,心情甚是惆怅!又是紧张忙碌的工作,把我们的身心都投进去了,才忘却这一切!看来只有忘我工作这付灵丹妙药,才能把我们的烦恼赶走,把亲情深藏起来!
日期:2010-04-02 09:43:01
第十章 事业需要留下来
——61——
1983年12月17日,海南召开紧急会议,我局和海明灌区各市县领导都到会,朱副局长带我参加。会议宣布:国际援助组织将于明年二月初派评估组来琼实地考察,对海明灌区综合开发项目进行评估,这是我区接受外援的第一个重大建设项目,要求立即做好准备。
会后我被留下来承担项目的技术准备工作,这太突然了!不说科内工作没有脱手,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带来,然而领导定了就得服从,这已是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于是临时住进海南水利局招待所开始“办公”。
水利局新址距海口市中心约五公里,原是堆放物资的仓库场地。刚迁来时,把大仓库隔开来办公,住的是低矮破旧的平房,1965年我调离时,这里还是很空旷简陋。现在大仓库拆除了,在原地上建起了这座二层楼招待所;仓库的西北面新建了办公大楼,东南是职工食堂和高矮不等的几幢宿舍楼。办公楼坐北朝南,正面中央平整成方型广场,四周修水泥路,广场内设有健身运动操场和休闲散步的廊亭小品,点缀着各种热带树木花草,环境优雅清静。与18年前相比,办公和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临时集中到这里的有我局和灌区五县市农、林、水各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共36人,几乎住满了整栋招待所。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决定兵分二路,同时并进。外业组以县市为单位,组织农林水各部门150人,分片、分专业到实地去规划落实;内业组按农业、林业、水利专业集中24名技术骨干进行综合分析,编制可行性方案,形成图、书、表,我负责汇编工作。
四十个日日夜夜的忘我努力,把七项可行性报告稿都赶出来了,但大家心里没底,因为没有搞过,又是临急抱佛脚,不知道怎么做才符合外援项目要求。于是赶紧送去省和部里审查,结果提了很多修改意见,这时离春节只有8天,距评估组到琼也只有13天,怎么办?原本就有不同看法的人又发议论了:
这么大的事,事前没准备好就请人家来,这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
自己不努力,伸手向洋人要钱,没有一点‘骨气’!
别以为外国人的钱好要,你想要人家的钱,人家就要你的命!
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十分难过,因为这个项目的立项申请过程我清楚。
1983年4月,中央决定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搞好海明水库灌区工程配套,建成粮、油、糖生产基地,是很重要的一着棋。它比新建工程优越得多,水源充足,基础好,投资少,见效快,灌区农民又迫切要求。基于这一战略目标,海南行政区政府决定把这项工程列为优先重点项目,由主管农业的黄副主任带工作组去北京会报,计委、农委领导和我局朱副局长参加,我作为具体工作人员见证了会报的全过程。6月16日至22日,第一次会报时,都认为海南要加快开发,这个项目应该给予支持,准备列为外援项目向外申请援助。黄副主任返琼后立即组织计委、农委、水利局和我局人员编制项目申请书,7月9日黄副主任再次带队向省会报,12日再次上北京,部里审查时认为应量力而行,第一期工程先定综合开发十五万亩,总投资3800万元,分三年实施,干好了再加。
我记得当部里同意列入计划向外申请援助时,工作组全体人员都非常高兴,但又十分担心,因为按过去的老习惯,总是先争取列入计划,再作前期准备工作,这样省工省事。现在外援项目要求先通过可行性研究评估,看是否应该立项,因此工作的深度与精度有差异。工作组当时就提出:立即召开灌区各市县及有关部门会议,着手这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没想到黄副主任回来后就换届退下来了,错过了这段时间。同时,也没有预见到评估组来得这么快,我国从1979年向该组织申报项目以来,这是回应最快的一次,这就造成了被动,确实令人担心!尤其是我这个参与者,虽然失误不是自己所能避免的,但总觉得有一份责任,现在只有拚命地工作,挽回造成的损失。
眼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越来越紧,传统春节又越来越近,大家已经连续加班加点了这么长时间,总不能叫全部人都不回去与家人团聚过年啊!领导再三考虑,决定节期让大家回去三天,留下我和叶敏、莫富等8位同志继续完成剩下工作,同时认为我比较熟悉海明情况,指定为中方代表主讲人,准备向评估组会报。于是我们又投入了不分白天黑夜的紧张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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