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中国就是这样：因为国家需要，将军号召大家上前线，爱国青年应征参战了。后来战士受伤，要回老家养病，要求将自己名字划回老家，而负责经办的人多得一层又一层，他们七嘴八舌对战士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以示关怀：‘谁让你不小心受伤的呢？为什么人家好好的呢？’‘你看你多麻烦，自己不能多长个心眼嘛！’‘ 你怎么这么傻呀！人家躲都来不及，你还自己主动报名出征。’‘将军没通知我们说可以让你回老家，我们也没有办法。’‘谁让你是从上海出来的呢？换成别的省份就容易办了。

　　我们家的户口办了10年才完成，而最后通融的方案，是让我爸爸提前退休，反正，他就是不能回上海正式工作。”

　　“ridiculous，荒唐，愚蠢。”孩子们听得不由得直摇头。“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
　　日期：2013-04-11 16:23:20
　　“是呀。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太荒唐。可更悲哀的是，这种类似的荒唐、愚蠢，到现在还存在。
　　那时候，毛主席对年轻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听了，特别激动。可惜，一路从小学到大学，我学了10年多，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高难度的科技知识教育，也接受了为人民服务教育，可就是从没学过如何参政，如何做干部领导，如何去理解和解决现实中人们的各种烦恼，如何去改善人文社会环境，更不用说像美国一样，有高中生参与地方政府办公的机会。

　　当年，上海有部戏，叫《鸡毛飞上天》，那时很有名。它的故事原形就来自于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学，相隔才二条街而已。剧中女主角唱道，“从前有个小姑娘,她真想背背书包上学堂。”故事说，那个小姑娘在旧社会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被老师赶出了学校，是毛主席、***才让她上了学堂。
　　而那时的我，6、7岁，又不是资产阶级，却因为没有户口，因为证明图章不让人满意，不能上学。每天下午3点多，我在家门口等着隔壁的小朋友们放学回家，就想问问她们是否可以跟我一起玩，或者让我看她们做作业，虽然，她们有时也会笑我没户口，叫我江西老表，但这不重要，我还是羡慕她们，能上学、做功课。
　　终于，三年级的时候，我可以去学校了。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那里。我的班主任－－齐老师，她穿着打扮简朴得体，言谈举止无不透显出大气而又善解人意的内心，她向同学介绍，说我爸爸是‘为国家建设而支援内地的干部，令人们敬佩’，我当时听了，特别受感动。要知道，那时，那种鼓励和赞誉，对我来说是多么稀有珍贵。
　　她上课要求非常严格，分秒必争，但同时，也细心观察每个学生，谁有不解，她会一直陪到你理解为止。对我这个插班生，她更是关怀备至，她和算术老师轮流每天下班在我家门口特意路过一下，问问我做作业是否有问题……
　　听人说，齐老师是资本家的女儿，父亲文丨革丨时跳了楼，她也被大学赶了出来，来这里做小学老师。 那时，外面在搞政治运动，批林批孔，批智育第一，我们班里的学习却没有受影响。可有一天，齐老师把我叫到操场一僻静处，神情紧张，她要我写一篇批判她搞智育第一的文章。我当场拒绝，说：‘老师对我们这么好，为什么要批判？！’她却眼含泪花，满意地对我点点头，说：‘好孩子，因为我相信你。你写吧，这样，其他同学就不用写了。’我感到了任务的重要性，于是马上回家想办法找材料，加点抄来的一套套大话编织成文。举的例子是说，一次老师批评同学上课迟到，而那个同学是因为做好事而耽搁的，显然老师冤枉了好人，后来老师向那同学道了歉，也要求大家向该同学学习，做好事不用担心上课迟到。就这样，我满怀着对老师的敬爱，‘批判’了老师。后来，我那文章是顺利通过的，同学们不用再写批判文，齐老师安然无事，真可谓皆大欢喜。”

　　“耶！”孩子们忍不住作出V手势，“这样的老师，才是大家喜爱的老师。”

　　“是呀！我好几次跟Jessica说，我的第一个小学和她上过的美国小学没啥两样，虽然教的内容不一，但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的，礼貌，遵守纪律，懂得友爱、互相帮助。老师也差不多，教学认真，爱护帮助学生，上课秩序好，布置作业半小时完成。如果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学校和老师，实在没有必要离开家乡，到美国来求学。”
　　“嗯。”孩子们频频点头。
　　“但是，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也造成家家有本难念的复杂经。就说这房子，在中国呀，房子是按户口来决定归属的。我祖父解放前用四根金条买下的房子，被国家收走，但是因为你有户口，所以，国家又将这同样的房子还给你，让你有居住权。换一句话说，谁有户口，谁就能住这房子，继承这房子。这种的不公平的规定，也制造了许多家庭的矛盾。
　　那时，在上海居住的有我祖父母、三叔一家和我们家，在这个总共有五间房的房子里，应该并不拥挤。然而，我三年级的时候，与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小叔叔从部队复员回来了，他得知我们在申请户口回上海，我妈妈也在上海借调有了工作，就开始了一场疯狂的驱赶我们回江西的行动。
　　他联合了他的生母和他的同母哥哥们，将我和爸爸妈妈三口从原来住的二楼赶到了客厅的阁楼里，那阁楼才4平方米，只有1米5高，人都没法站直。
　　在我记忆中，他从没对我笑过。我在楼下客厅里做作业，他凶狠地将我赶走；
　　我在门口街上做作业，他让我回自己家去，不能妨碍行人；
　　我在阁楼打开电灯看书，他将电源掐断；
　　于是，我只好在阁楼，趴在床上，点上蜡烛，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做作业。
　　终于有一天，他将客厅里八仙大桌子移到阁楼窗口的下方，在大桌子上搁上二个凳子用来垫高。随后，他爬上大桌子，站到凳子上，与在阁楼里做功课的我，目光平视。他的目光是那样的阴森，凶残，让人不寒而栗。见我在注意着他，他朝我脸皮抽动了一下，那种皮笑肉不笑，更增添一种野蛮的冷酷。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个曾经的红卫兵小将，一个曾经的中国军人，在我阁楼的窗外，从左到右，在客厅的天花板上，阁楼外墙的下方，沿着两条平行线，一锤，一锤，一个，一个地敲满挂钩用的钉子。然后，将准备好的蓝色塑料布，从右到左，一个钩子、一个钩子稳稳地挂上，直到我再也看不见客厅里的一景一物为止。”
　　说到这里，罗云虹哽咽起来。
　　“阿姨……You ok？”孩子们大气不敢喘，急切地问。“这样的恶人，在童话故事里读到过。”“嗯，典型的魔鬼！”Linda和Jessica气愤得怒目圆睁，咬牙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