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4-13 13:01:47
　　史可法的失误
　　史可法算不上东林党人，却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门生。他对东林党人的顾虑感同身受：万一成功登位的朱由崧果真翻起旧账，自己说不准也会跟着东林党人一起倒霉。
　　于情于理，史可法都要掂量掂量东林党人的担忧。但是，本来就气息衰弱的大明余脉，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肩负重任却又如此无助。眼前就像是有一张巨网，一张令人无所适从又难以逃脱的巨网。史可法感觉到，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撑破这张巨网，必须找到一个帮手。
　　史可法的运气不错，很快就找到了他认为可以一起商议定夺的人——马士英。
　　马士英（约1591～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职。崇祯三年（1630年），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仅一个月，因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遭镇守太监弹劾，流寓南京。崇祯十五年（1642年），马士英在好友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今安徽合肥）、凤阳等处军务。
　　史可法选中马士英，多少带一点偶然因素。当东林党一边倒地“批判”福王朱由崧时，并非东林党人的马士英看准风向，暗中给史可法带了一句口信：“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马士英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官场老手，“北漂”的覆灭、“南混”的喧闹，让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马士英如愿以偿，他抛出一句模棱两可的口信，在史可法看来无异于雪中送炭，真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史可法密约马士英至浦口，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御史张慎言等东林党人对福王朱由崧的诋毁之辞，毫无保留地向马士英交了底。
　　白纸黑字，历数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史可法还补充说：“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史可法的论断不无道理，福王朱由崧确实是有案底的。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他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爹朱常洵让人给煮了。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么没品行的人，做什么皇帝？
　　史、马两人密议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的胜出者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为了照顾东林党人的情绪，史、马提议由潞王统制兵马。
　　两位大佬，难为你们了，竟然能把稀泥和到这种程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史可法在南明最关键的时刻，走出的第一步堪比国足的臭棋！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爆冷门”的桂王有两大严重弊端：
　　其一，桂王是崇祯皇帝的叔叔，伦理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
　　其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
　　不过，史可法公布“选嗣”结果之后，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南京官绅倒是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就是随手一指，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反攻倒算”，爱选谁选谁！
　　东林党人积极筹划着，准备从广西迎接桂王登基。南京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给史可法造成了一个错觉：皆大欢喜，大局已定！
　　此时的史可法又犯了一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忽略了拥兵自重的武官。他一心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平衡各派势力，避免政治动荡，偏偏将实力不可小觑的武官撂在一边。
　　当然，这种做法源于历史的惯性。除了能够镇住武官的朱元璋、朱棣以外，明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谨防武官拥兵自重，犯上作乱。因此，朝堂上的斗争，文臣甚至太监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但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武官说话。

　　史可法认为，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但今天的境况，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大敌当前、宗社倾颓，武官就是“保国”、“复国”的希望，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重新洗牌”，一举改变几百年来遭文官压制的局面。
　　由于史可法决策失误，一场文臣、武将之间足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这场风波，将直接注定即将诞生的南京政权陷入绝境。
　　日期：2013-04-14 20:47:43
　　定策之功
　　正当南京“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桂王登基时，早年曾追随老福王朱常洵的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开始在武将之间密谋串联，组织军队方面的“挺福俱乐部”，意图凭借武力，强行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

　　实力派们一向垂涎于拥戴新主的“定策之功”，从而提高政治地位，夺取朝廷上的话语权。因此卢九德的动议，得到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大总兵的积极响应。不久，另一个总兵——也就是抗命南下的刘泽清，见风向不对，也从东林党“倒福”的阵营中倒戈，加入“挺福俱乐部”。
　　福王无端落选，武官们有现成的借口；桂王远在蛮荒，武官们又有足够的时间。这两大先天优势，都是优柔寡断的史可法亲手奉上的。
　　四大总兵纷纷“倒戈”，最先感到郁闷的不是史可法，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这四个总兵名义上都是归他节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后回家种地。
　　关键时刻，善于投机的马士英又发现了绝佳的机会：“挺福俱乐部”里有太监、有武将，偏偏缺少文臣，搞政治斗争，没有文臣是绝对不行的！
　　马士英决定亲自补上这个缺！

　　史可法在浦口密谈时交出来的“七宗罪”，转眼成了马士英递给“挺福俱乐部”的“投名状”，并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出了拥立福王的倡议。
　　马士英有足够的底气，让南京就范。他的背后是四大总兵的千军万马，手上还有东林党人、史可法“诋毁”福王的铁证。除此之外，中意于福王继统的诚意伯刘孔昭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
　　刘孔昭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第十四代孙，根正苗红的“太子党”，负责长江防务。此人自恃功臣之后，虽然工作能力低下，但一贯飞扬跋扈，搬弄是非，属于迎头见树都要踢三脚的货色。有他的加盟，马士英稳操胜券！
　　事到如今，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史可法的“骑墙政策”宣告破产，只有听天由命了！

　　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的武装护送下抵达南京，两天后暂就“监国”（代理皇帝）之位。当然，先任“监国”是群臣以“太子、皇子下落不明”为由“据理力争”的结果。除了诚意伯刘孔昭以外，得到了所有官绅的支持，也算是“挺福派”给“倒福派”一个台阶下。
　　不过，“倒福派”的面子也就值十几天的时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经大臣们反复“劝进”后，便正式登基，史称“弘光政权”。先监国再“转正”，也成为南明后续政权一个不成文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