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史的金科玉律。虽然朱由崧这个“天子”不过是实力派的傀儡和工具，但丝毫不影响“挺福俱乐部”借此机会对现成的南京“朝廷”重新洗牌。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挺福俱乐部”在这次重新洗牌中收获颇丰：
　　其一，朱由崧、刘孔昭导演了一幕双簧，“定策”的首功之臣马士英得以入阁，并在事实上代替史可法执掌兵部，后任内阁首辅。

　　其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借“定策之功”，分别封以靖南侯、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各领一镇驻防江北，成为新时代的勋贵。这恰恰又是史可法出于“讨好”、“和谐”的初衷率先提议的。
　　其三，受封的四镇总兵及刘孔昭强烈要求史可法“靠前指挥”，自知有把柄捏在人手的史可法被迫就范，“自请督师淮扬”，实际上被排挤出了最高决策层。
　　其四，东林党的势力被瓦解。先是钱谦益、徐弘基等人倒戈，接着马士英举荐对自己有恩的阮大铖，东林党以给“阉党”翻案为由，伺机发起反击，最终的结果是高弘图、姜曰广等人靠边站。东林党的另一位旗帜性人物张慎言屡遭刘孔昭的责难，于六月初十被迫退休。
　　经过重新洗牌，明朝二百多年来“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武官表面上没有进入内阁，但实际上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兵权在握的勋贵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冲出牢笼的武官，必将形成一股翻云覆雨的力量，他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太久！
　　日期：2013-04-14 22:10:07
　　危险分子

　　面对“武强文弱”的政治格局，最抑郁的还是莫过于它的“始作俑者”——四镇总兵的“顶头上司”史可法。
　　此时的史可法名为“督师”节制四镇，政治地位也仅次于首辅马士英，但四镇总兵一个比一个难伺候，将史可法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若论四镇总兵谁最能打仗，可谓各有战绩（近年来以败绩为主），难分伯仲，但要说谁最能没事找事，那绝对非兴平伯高杰莫属。
　　高杰，陕西米脂人，原为李自成的部将，于崇祯八年（1635年）归降。与同为李自成部将的刘良佐兵败被俘而投降不同，高杰是主动“弃暗投明”的，因为他捅了娄子——勾搭上了李自成的夫人邢氏。
　　“小白脸”高杰归顺之后，多年来参与平寇作战，积战功升任副总兵、总兵。北京失陷后，高杰不敢投降老领导李自成，只有率军一路南下。
　　跑路谁都会，但粮食是个大问题。朝廷都没了，粮饷跟谁要？
　　沦落到这步田地，吃饭只能基本靠抢了，但这身明朝官军的制服实在太招眼。首先，百姓对官军恨之入骨，不然也不会有什么李自成、张献忠了，如今朝廷垮台，老百姓乐得痛打落水狗。其次，以官军的名义到处烧杀抢掠，到了南京没法交待，难保不会被人点火挨收拾。
　　看似无解的难题，高杰却自有高招：脱掉官军制服，打大顺军的旗号！酒肉咱们吃，黑锅让李自成背！
　　在百姓“开门迎闯王”的氛围之下，高杰带着部队一路骗吃骗喝、大肆抢掠，优哉游哉抢到了扬州。

　　高杰将扬州团团围住，并与刘泽清串通一气，扬言要挥师渡江南下，史可法紧急拨了一万两军饷，才将蠢蠢欲动的高杰、刘泽清摁住。
　　高杰在长江以北肆虐一番后，又想回扬州城故伎重施，但扬州官民久闻“高家军”的“威名”，坚决不开城门。在双方对峙期间，进士郑元勋进城为高杰说情，结果刚进城就被斩首示众，还把首级挂城墙上向高杰表明态度。高杰怒不可遏，兴兵大打出手。眼看局面不可收拾，史可法亲自出面与高杰谈判，最后以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交换，让高杰“安顿家眷”，方才基本平息事态。
　　设四镇后，高杰如愿以偿分到扬州，暂时消停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耐不住寂寞了。
　　史可法安抚高杰的同时，也给这个“刺头”留了一手——靖南侯黄得功驻守扬州附近的仪真（今江苏仪征），暗中监视和防备高杰，这让高杰如鲠在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高杰决心搞掉黄得功。
　　九月初一，高杰终于抓到了机会。当时，黄得功去高邮迎接准备赴任登莱总兵的好友黄蜚，得知消息的高杰在半道上布下埋伏，将黄得功带着的三百骑兵全给灭了。黄得功侥幸得脱，逃回驻地仪真，又发现高杰把自己的老巢也收拾了一遍。

　　损失惨重的黄得功到朝廷“告御状”，希望息事宁人的史可法百般劝解，始终无济于事。高、黄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恰逢黄得功母亲去世，经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劝说，高杰最终同意拿出一千金为黄母送葬，并以马匹作为赔偿，暂且了结两人的恩怨。
　　其实，四镇总兵还算不上真正的“危险分子”，他们虽然飞扬跋扈，但好歹还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事情闹大了，史可法管不了，马士英也不能袖手旁观，毕竟船翻了大家都得淹死。所以，这四个驻防江北的实力派总体上还是可控的。
　　真正的危险，在南京上游的武昌，那里有一个更难伺候的主——宁南伯左良玉。
　　左良玉（1599～1645年），字崑山，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崇祯年间先后与清军、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历经几番沉浮。崇祯十五年（1642年），趁张献忠西进四川，左良玉率军收复武昌，两年后封为宁南伯。

　　南京“选嗣”后，左良玉一直气不顺，甚至当着部下的面，将弘光皇帝送到武昌的诏书扔在一边。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的劝说下，才给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领导”一点面子，假惺惺地表示拥戴。
　　左良玉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憋屈：自己资格最老、战绩最多、实力最强，但是，“定策之功”没自己的份。——让“老革命”打酱油，亏你们做得出来！
　　马士英、史可法不是不知道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昌对于南京有多重要，也了解左良玉的兵力非同寻常。因此，在对四镇总兵封爵之时，也卖个人情，让左良玉“水涨船高”，由宁南伯升格为宁南侯，算是给“老革命”一个交代。
　　但是，左良玉不吃这一套。他表面上同情东林党人的遭遇，实际上是对马士英、高杰等新利益集团感到极其不满。左良玉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老革命”左良玉的这些心思，马士英、史可法未必清楚，他们此时需要直面的，不是尚未露出端倪的“危险分子”左良玉，而是北方急剧变化着的复杂局面。

　　几经波折建立起来的弘光政权，将如何制定稳妥的国策，在与顺、清两大政权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日期：2013-04-15 21:03:47
　　第三章　国策
　　错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很多革命斗争的失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对于新生的弘光政权而言，孰敌孰友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撇开四川的“土皇帝”张献忠不谈，尽管弘光朝廷希望偏安一隅，坐山观虎斗，但大顺、大清正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它们可以一起做弘光的敌人，却不可能三家其乐融融地做朋友，南京政权必须做出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