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权有太多的理由将李自成看做死敌：
　　——李自成率领的“流贼”害死了先帝崇祯，大明二百多年的辉煌毁在这个陕西农民的手里。
　　——农民军对明朝官绅仇恨颇深，大肆拷掠已经投降的前明官员。

　　——李自成占据黄河流域，又四处乱窜，直接对江南构成军事威胁。
　　——大顺军的口号是“三年免征”，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严重扰乱封建社会秩序。
　　如此看来，南京政权不可能与李自成“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弘光朝廷唯一需要决策的是将清政权看做敌人，还是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权的两大实权人物——马士英、史可法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一致主张是“联虏平寇”。
　　确切地说，马士英、史可法的策略，出自他们对时局的错觉。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李自成撤回北京，于二十九日仓促登基后向西逃窜。

　　从李自成攻陷北京算起，四十天后再次易主，着实令围观者大跌眼镜，摸不着头脑。
　　在这个重大的变故中，前明总兵吴三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阵前倒戈，清军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入关并占领北京的。
　　这个反复无常的总兵，给情报不明的南京造成了一种错觉，马士英、史可法都认为，吴三桂这么做是“义举”，他想借助清兵的力量光复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南京政权当然应该紧跟“吴义士”的步伐！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上疏，提议尽快联络吴三桂。次日，弘光朝廷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这已经是仅次于亲王的爵位了。

　　南京的朝廷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被清政权册封为“平西王”，谁稀罕你一个小朝廷封的“蓟国公”！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在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汉族官员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安抚与笼络的政策，包括：
　　——为崇祯皇帝发丧、祭祀，俨然以汉人的“报君父之仇”者自居。
　　——率先归顺的前明官员一律既往不咎、官复原职。
　　——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
　　在前明官绅看来，拖着辫子的满族人实在太讲究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清军对前明充满“同情”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错觉，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清军联合剿灭“流贼”的想法。
　　既然想联合，就必须派出使团去谈判，但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弘光朝廷拿不定主意，因为谁都不想去、不敢去。
　　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过，到兵荒马乱的北方冒险，不是脑袋被门夹，就是吃饱了撑的！——曾经的“南混”、如今的“南漂”，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于是，官大的说“工作忙，走不开”，官小的说“级别低，不够格”，总之就是一句话“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很快便冒出两个自告奋勇的人，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第一个是都督同知陈洪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混”为何如此特立独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第二个是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这是南明屈指可数的忠勇之一，也因此次出使，被后世誉为“明末文天祥”。
　　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政权的使团正式从南京出发。正使是新迁任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新任左都督陈洪范、新任太仆寺卿（原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为副使。
　　使团携带了弘光政权给清政权的“御书”、给“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以及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浩浩荡荡沿着大运河北上。
　　除此之外，左懋第还带着莫可名状的沉痛心情，他实在不知道此次出使能得到什么。左懋第的心情可以理解，这个“副部长级”的使团不可谓规格不高，也什么都带上了，唯独少一样东西——谈判方针。

　　没有方针，谈哪门子的判？
　　日期：2013-04-15 22:03:21
　　艰难的使命
　　其实，此次北上和谈事关重大，弘光朝廷当然想给个方针，定个底线，但上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下到内阁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谁也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虽说是联合剿贼，但有些话还是要讲清楚，特别是两家准备从哪儿分界的问题。
　　在一次廷议中，有人提议以淮河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大学士高弘图则认为山东不可放弃，最起码也得以黄河为界，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谈判方针。
　　高弘图提出的方针包括：（1）迁葬先帝崇祯；（2）割让山海关以外（相当于让清军撤出山海关）；（3）承认清方的“可汗”地位；（4）每年以十万银两“安抚”清方。
　　高弘图的方针不可谓不正确，如果能够谈出这个结果，简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权以福音，“复国”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

　　作为内阁首辅，马士英充分发扬史可法“和稀泥”的优良传统，索性避实就虚，提出了“论叔侄关系，分境而治”（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的方案。
　　马士英的方案纯属扯淡，你想认清政权的顺治皇帝作侄儿，也得人家愿意啊？入关打中原怎么还打出一个南京的叔叔来？还有“分境而治”，从哪里分？淮河还是长江？如果清廷坚持以海岸线分，弘光朝廷是不是还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以出使为名，率兵一路收复故土。造成占领黄河以南的既成事实之后，再进行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因为李自成西撤后，清军忙着稳定北京的局面，对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一带鞭长莫及，广大的黄河流域出现了权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权出兵光复故土，跟开荒没多大区别。

　　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断地否决了左懋第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带兵北上，一路收降纳叛，大肆扩张，和谈的诚意何在？万一激怒了清军，岂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烦？
　　马士英、史可法还有一个不便公之于众的理由，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实力沉湎于灯红酒绿的四镇总兵是不会出兵的。四镇总兵不出兵，左良玉当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镇的总兵自然乐于躲在后面看笑话。如果抽调京营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么办？江南有人造反怎么办？
　　既然大臣不能达成一致，就该轮到“傀儡”朱由崧拍板，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摇头一问三不知”。在他看来，在“御书”、“诰敕”上签了字，银子、绸缎也拨了，使团成员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马首辅跟史督师也决定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去吧。
　　弘光政权的实权人物软弱无能、鼠目寸光、畏惧不前到这个地步，左懋第无言以对，只能带着自己对大明的一片赤胆忠心上路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特立独行的“南混”陈洪范早就被清廷收买，已经将南方使团的底牌悉数通报给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