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8-19 19:26:38

　　第九章无可奈何伞营梦碎
　　一九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开展”的一年。
　　这一年，至少从现象上看，是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最糟糕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大批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受迫害不说。在人民中间，道德沦丧、是非不分，精神麻木、认友为敌，造反派之间真刀真枪的武斗愈演愈烈。由意识形态分歧而引发的兄弟对峙、夫妻反目等同室操戈现象，比比皆是。
　　全国范围内，因武器流失太多，潜在的隐患和危害越来越大。从下半年开始，部队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部队的主要职能，是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伤亡。
　　这类工作千头万绪、面广量大。只觉得部队兵员太少、人数不够，常常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在实在忙不过来，万不得已之时，部队只能化整为零，分散作战，光我们连，就分别去了湖北省的好几个地级市。

　　我带着我们班，去了宜昌，进驻到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科学研究所，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在别人看来，我现在是“天高皇帝远、做事没人管。”远离驻地，远离连首长，连刘真他们和那帮军事院校的学生，也鞭长莫及、顾影自怜了。我完全可以像闲云野鹤那样自由自在了。
　　其实不然，就像孙悟空一筋斗可以翻出去十万八千里，却始终摆脱不掉“紧箍咒”的束缚一样，我也一直笼罩在“黑爪牙”、“假功臣”的阴影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只能是“芒刺在背”，挣扎在痛苦的委屈中、生活在漫长的期待里。
　　到达宜昌的第二天，就在“造反派”为我们举办的见面会上。一阵枪响、伴随着子弹穿透玻璃的碎裂声，有一颗子弹头，破窗而入，居然落在了我们围坐的桌面上！（人格保证，一点不假）让“造反派”的“头头”们，无不为之惊愕。
　　面对这样的“见面礼”。是凶？是吉？谁能为我料断？

　　我抓住这个难得意外的机遇，“趁热打铁”。大谈特谈枪支流失在外的危害、大谈特谈一旦把枪支用来解决不同派别的“造反派”之间的意见分岐时。在坐的各位，就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会上，各方达成一致，当场拍板：“在认识沒有统一的情况下，先把武器（特别是枪支）分室封存起来，交由军队统一保管。”
　　为了不辱使命，我一直努力劝说科研所对立的两大派，摒弃前嫌，求同存异，共同革命。
　　我不是简单地带领他们喊喊口号、讲讲大道理。而是夜以继日，耗时整整三个月，从所长到伙夫，与所有的员工都至少谈了一次心。
　　我还是釆用那个老办法，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我想弄明白：原本平静的科学研究机构是如何掀起波澜的；平素亲密无间、友好相处的同事之间，又是如何反目成仇、弄得要你死我活的；我还想弄明白：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今后打算怎么办？
　　不管找谁谈，我总是带着这些问题，推心置腹地跟他交流。每一次，我都认真做好记录，归纳好要点。並要求对方过目，一一签名。这样，我就了解了科研所员工的思想动态，把握住了科研所的脉博。就像从一堆乱麻中理出了头绪，牵住了科研所这头“牛”的“牛鼻子”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日期：2012-08-19 19:27:16

　　在思想交流中，科研所上上下下，都无一例外地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我说，“既然这样，全所上下就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了。就没有必要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派了，应该联合起来，共同革命了。”

　　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主要得益于那颗落在会议桌上的“流弹”。接下来，我要求他们坐到一起来，平心静气地解决具体问题时，却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
　　平时总说：“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科研所里清一色几乎全是秀才。语言表达、玩文字游戏，这是秀才们的长处。科研所造反派头头中，更不乏“能言善辩”的高手。
　　我只觉得自已读的书太少了。只觉得我们这些“兵”要在“秀才”面前把道理说清楚，有时真的比“登天”还难！（在空降兵看来，“登天”其实並不难）。
　　科研所两个造反派的主要头头，都是江苏人。我也是江苏人。我与他们单独接触时，他们不但文质彬彬、知书达理，而且柔声细语，大有几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味道，很快就能达成共识。等我明确提出：我们坐到一起来，‘规定它几条’、把问题解决掉” 时。他们又都是另外一种形象了，“立场”也立刻变得“无比坚定”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他们之间是对立的、毫无共同之处的、根本不能坐在一起的。
　　我对他们说：“我想不通，你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制度、同一所科学研究所，而且对我说了同样的话，表明的是同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群人，怎么可以分成‘东风’和‘西风’？”
　　我把我与他们的谈话记录拿出来，“秀才”们也无言以对。
　　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长处，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弱点。与开头一样，我分别找他们时，他们都认同、都接受。要他们坐到一起来时，就又要“回去商量商量”了。甚至有几次口头上已经答应了，要作出具体安排时，却又反悔。
　　我总是不断地检点自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总是不停地思考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才导致这些“秀才”们一次一次地认可了、答应了之后，又会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主意？
　　原因在哪里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阻止他们坐到一起来呢？
　　我们老家有种说法，叫做“办酒容易，请客难。”

　　又经历过二次约定，二次反悔之后，我在一个细节中发现了“秀才”与“兵”的明显差别。让我“茅塞顿开”，终于模清了通向胜利的路径。
　　最后一次“流产”的“三方”（ 军方加二个造反派组织）圆桌会议，原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在科研所的小会议室举行。我一点半就去了。早点去，想把小环境布置得祥和一点。除了那种政治背景下必不可少的条幅、标语外，我还额外配置了二盆五针松，准备了一些茶点。
　　一点五十分的时候，一个造反派组织的三位负责人，在门口现了一下身。我招呼他们进来，他们却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之后又离去了；过了三、五分钟，另一个造反派組织的三个负责人，在门口探了一下头。随后也走了。
　　我自以为这一次肯定会成功了，他们暂时离去，只是未到开会时间而巳，一定不会走远。才知真要找他们开会时，把整个科研所“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要出席会议的这六个人。我又一次经历了失败。

日期：2012-08-19 19:27:40

　　二个造反派组织的六个负责人，齐刷刷的都已到了会议室的门口。他们分明是要来参加会议的。这次又与成功“失之交臂”，只能怪我工作不“过细”了。
　　“兵” 就是“兵”，“秀才”就是“秀才”。决不能用对待“兵”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秀才”。
　　兵是“老粗”。一声令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一点也不含糊；而秀才们是“特细”。前因后果、利害得失都得缜密计算、精到周全。

　　“当兵的”注重实效。只要有利的事情，都会主动争先、抢在前面。这至少可以看作是觉悟高，要求进步的表现；而“秀才们”更注重颜面。明明是好事，我也不能早去。去早了，反而觉得没有面子。
　　“症结”找到了，自然也有了破解的办法。
　　这一次，我让班里的战士“倾巢”而出。一个战士陪一个造反派組织的负责人。同时出发、同时到达。做到谁也不比谁早，谁也不比谁迟。谁也不失面子！
　　坐到了一起，就有了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在对待科研所主要负责人的态度上：一个造反派組织要批斗、要打倒；另一个造反派组织要扶持、要保护。看上去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实质上，並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大家坐在一起，摆事实、讲道理。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最后，二个造反派组织一致认为：科研所主要负责人尽管职位很高，但是，他毕竟只是个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即使他真的执行了错误路线、站错了队。他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是十分有限的。加上本单位的主要职能是科学研究。是事务性工作。与政治路线的制定、执行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对科研所主要负责人的定性、处置，也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一锤定音的。

　　认识统一之后，别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劝二个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放下手中武器、消除敌对情绪，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联合起来，共同革命。这样的劝说工作，我先后做了二十六次。“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二十六次苦口婆心的劝说，就象二十六次辛勤的浇灌。大联合之树终于萌芽、终于破土而出了。
　　年底之前，科研所內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二个造反派组织宣布大联合。鉴于这二个造反派组织在宜昌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大联合，为整个宜昌地区的大联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以后的“抓革命、促生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部队也可以“抓革命、促生产”的。这个生产就是备战，就是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