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8-27 20:16:33

　　第十二章望穿秋水姗姗来迟
　　一九八五年，深秋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表人才，气度不凡，看上去似乎有点来头。
　　寒喧几句之后，客人便单刀直入地问起我离开空降兵部队之后的生活情况来。
　　提到空降兵部队，积压多年的怨愤，不由自主地倾泻出来：

　　“我是实实在在地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当作自己的母亲的。母亲养育了我、培养了我，我也理所当然要回报母亲。深夜扪心，我反反复复问过自己千百次：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哪里得罪母亲了？我真的做了对不起我们党、对不起我们国家的事情了吗？没有！我对母亲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可以说，无论母亲叫我做什么，我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静下心来想想，母亲对我怎么样？两相比较，不能不让我失望、不能不让我寒心！”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给二十多年前打成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平了反。我以为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母亲也一样会还我清白。我参加空降兵全军大比武，拿全军第一。可我不是罗瑞卿的爪牙，更不是什么黑爪牙！我的二等功，也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偷来的、抢来的。而是部队根据我的实际表现，报请上级批准的，货真价实，响当当的。决不是什么假功臣！”
　　“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时候，我也眼前一亮。提起笔来给有关部门写信，‘字字句句皆是血’，那是一个忠诚的儿子向母亲发出的心灵呼喊！我不要求母亲赐予我什么物质财富，我只求母亲还我一个公道。然而，几经努力，终未如愿。寄出去的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没有哪个部门给过我答复，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不要以为我腰板直挺，目光炯炯，显得很有精神，那只是我仍然把自己当作是一名空降兵战士，并且永远把自己当作是一名空降兵战士的结果。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我待人处事十分低调，可以说是在夹着尾巴做人，连一个平常人的心态都不如。”
　　这时，我发现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激愤的情绪了，连忙给客人打招呼：

　　“对不起，我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你，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客人微笑着，站起身来。用二只手握住我的手，一边自报家门，一边告诉我：
　　“我姓黄，是市委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今天来找你，是受空降兵部队之托，专门来为你恢复名誉、落实政策的。”
　　“六、七年前，你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我只能对你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拨乱反正，文件资料浩如烟海。处理是需要时间的，一件接着一件，你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了。在这里，我代表空降兵部队，代表地方政府对你说声对不起。”
　　客人平静地接着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受到了冲击，蒙受不白之冤。下放劳动、隔离审查、示众批斗、刑迅逼供，一步一步升级。那么大岁数了，不少人战争年代受过伤、经受不起长时间的折磨，有的自杀了，造反派还说是死有余辜；有的还真是严刑拷打致死的，死了的，悲愤含冤而去，真的死不瞑目；活下来的，看见林彪折戟沉沙，自己摔死在蒙古温多尔汗、看见四人帮终被公审，心态就平和一点了。”

日期：2012-08-27 20:18:26

　　“我来你家之前，查阅过你的档案。里面除了五好战士、技术能手、立功受奖的记录之外，找不出一个字是说你不好的，更没有依据可以让你以这种方式离开空降兵部队。冤不冤？冤。奇怪不奇怪？不奇怪。这就是乱！刘少奇一直到死，没有一个文件可以说明他已经不是国家主席了。一个在任上的、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直至迫害致死。在当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中国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专出无法无天的奇事、怪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反而不足为怪了。”

　　“听说你最近几年生活过得还不差，我为你感到高兴。不过，从本质上讲，你还是个农民。在我们国家，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还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我在你的档案中发现，你是在柴油机厂工作一年后，从柴油机厂报考无锡中学的。柴油机厂是家部属厂，回到柴油机厂去工作，倒是个比较实在的选择。”
　　“根据目前的政策，对照你和你家庭的实际情况。首先，你可以回到市区去，重新给你安排工作，具体工作和单位，你自己挑选吧。其次，两个孩子，你可以带其中一个，一起进城，同时转为市区户口。爱人和另一个孩子么，暂时还只能留在农村。”
　　客人说到这里，我的情绪又有点激动起来了。不是不满意政府的安排，就只为：“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与罗瑞卿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起受到批判算起，到现在的一九八五年为我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连头带尾，刚好二十年。花好落，人易醉。人生总共有几个二十年？从二十四岁到四十四岁，政治上不见光明、没有阳光。被抹去的，恰恰是我的黄金时段啊！”
　　在客人面前，我当即表态：
　　“谢谢市委、市府对我的关心。”
　　“为我重新安排工作，我可以接受。不过，我不会同意把一个好端端的家一分为二，一半去了城里，一半留在农村。要么全都去，要么一个也不去，连我本人也不去。”
　　商量了半天，客人见我态度诚恳，语意坚决，撂下一句：“你先认真考虑一下吧。”就回城里去了。
　　第二天，还是那个话题。客人再三劝我先带着一个孩子进了城再说。
　　我向客人表明：
　　“爱人是在我最潦倒、最落魄的时候与我走到一起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好不容易有了今天。俗话说：‘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我决不会给自己的家庭增添什么变数！”

　　看见客人轻声叹息，沉默良久，似乎十分为难。我说：
　　“不是你们不给我安排工作，不是你们不为我落实政策，而是我自愿放弃。我愿意签字，不让你们承担任何责任。”
　　眼看协商无果，既不同意我全家进城，又不让我本人“弃权”，如何是好？
　　“就在农村小镇上给我安排工作吧，户口也只转我一个人就行了。我觉得，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比什么都好。两个孩子，如果一个跟父亲，一个随母亲，也不是什么好事情。路，应该在自己脚下，靠自己去努力，靠自己去拼搏，还是一视同仁为好。”
　　“可小镇上没有什么好单位呀。”
　　“我不计较单位的好坏、工作的优劣。供销社、粮管所、抽水站、银行信用社，随便哪一家都可以。”

　　就这样，我从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好不容易学像的农民，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商业单位的正式职工。
　　在农村供销社的三尺柜台上站了七年，商业系统就体制改革、准备“转型”了。相比之下，先来后到，我毫无优势可言。管理层自然考虑让我提前退休了。
　　一九九二年，在我五十周岁的时候，小镇供销社敲锣打鼓，把我送回家，让我“颐养天年”。我以七年军龄、七年工龄合并为十四年连续工龄，靠上省里的最低级退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