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祝福》中的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最为典型的人物形像之一。祥林嫂和单四嫂子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样是寡妇，同样是丧子，她们的命运注定同样悲惨；但两人又有很大不同：面对不幸的命运，祥林嫂不像单四嫂子那样逆来顺受，她曾经作过死命的抗争，试图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管是夫死逃走，还是拒绝改嫁，甚至最后的捐门槛，都是这是企图的具体表现，但在强大的封建礼教统治下，她的挣扎是多么无力，最终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凄惨死去。

　　到了《彷徨》的最后一篇小说《离婚》中，爱姑的形像与单四嫂子祥林嫂都有所不同，爱姑的身上已经具有更多的反抗性，因为丈夫的不忠，“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甚至骂她爹“头昏眼热”，但是她所倚靠的裁决者们慰老爷、七大人一流，却正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我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从十五岁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她的抗争注定会一败涂地，所以在一声高大摇曳的“来兮！”中，她立马俯首贴耳，“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名为离婚实则被休的她，在未来又将面临什么样的人生呢？作者并没有下面回答，但在严酷的黑暗现实里，读者们应该不难想到吧。

　　第三种，农民形像。鲁迅的母亲出身农村，幼年的鲁迅曾随母亲多次到乡下的外婆家消夏，从而和农民有了更多的接触，留下深刻印像，作为最广大最底层的人们，他们的命运不能不引起鲁迅的思考，形诸笔下，就有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像。如果说《孔乙己》中的“短衣帮”还只是朦胧的“群像”，而《风波》里的七斤和七斤嫂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典型意义，七斤作为一个农民，却靠帮工为生，来往于城镇之间，按说比一般人的视野要开阔的多，不过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在上城时首先被剪了辫子，但他丝毫不了解剪辫子有什么意义，因此在复辟时被自己的对头赵七爷以此为把柄大大威胁了一顿，由此体现了他的愚昧无知和麻木。

　　和七斤相比，《故乡》中的闰土和杨七嫂让人印像更加深刻。少年的闰土机智勇敢聪明能干，面对偷瓜的猹，他一点都不害怕，“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在“我”的心中，“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然而三十年后，当我们再次看到那个海边瓜地里的小英雄时，“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而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泥雕木偶身上，从而引起读者一声深沉的叹息。而杨二嫂显然与闰土不同，她刁钻泼辣无孔不入，而所求的不过是一点蝇头小利，与对闰土的怜惜相比，她只能让人感到可憎。作者既不愿世人“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又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未来。

　　综上所述，在鲁迅的小说中，“改造国民性”主题贯穿始终，但又不是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鲁迅思想的成熟，他所塑造的人物形像呈现出了内在的嬗变与递深，从而使技巧更加圆熟，内涵更为丰富，境界更为深远，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的鲜活形像。
　　日期：2009-11-3 19:30:00
　　四；后世对鲁迅的评价
　　西方文史学家曾感叹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而鲁迅休尝不是如此？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鲁迅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赞之者誉之九天之上，诋之者践之九地之下，数十年来纷纷扰扰、纠缠不清，可谓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对于鲁迅的褒扬，推为极致的当数毛泽东。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9）1937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如此评价鲁迅。三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雄文《论新民主主义》的发表，鲁迅又得到了更高的推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0）这段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赞誉，简直空前绝后，遂成为鲁迅的“盖棺定论”，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的帽子牢牢的戴在了他的头上，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这段话固然慷慨激昂、热情洋溢，但总是难免有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从而把鲁迅封神的嫌疑。其实，对鲁迅生平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加诸其身的更多是否定、怀疑、批判、抨击、诽谤及至诋毁，而非褒扬。作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作为一个“革命斗士”，鲁迅可谓树敌多矣，从胡适、梁实秋、郭沫若以及他的亲弟弟周作人，到章士钊、陈源、高长虹、成仿吾、施蜇存等等，把这些人的名字串在一起，几乎可以凑成小半部中国近代文学史。鲁迅和他们或是纠缠于笔墨，或是争执于言辞，以至直到临死，鲁迅还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原谅！（11）可见结怨之深。郭沫若曾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梁实秋说他：“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其中尤其以苏雪林的攻击最为激烈。

　　鲁迅刚刚过世，苏雪林写信劝阻蔡元培出任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信中称：“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言辞之尖刻，态度之恶劣，连她的老师胡适都为之皱眉。直到苏雪林晚年，仍然不断写文章攻讦鲁迅，并谓之为自己“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业”。

　　五四运动的“主将”，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已经感叹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也正是陈独秀，曾给予鲁迅最为公允的评价：“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