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两天，我们穿梭在火车站周边五公里内的大街小巷，找遍了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娱乐场所。我们都知道这样大海捞针，是没有希望的，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硬着头皮，谁都不愿意说泄气的话。
　　第三天，我们给那个矮警察打电话。接电话的不是他，我们听到那人在电话那头翻着什么，应该是在找那天的笔录。我和三子相视苦笑，三子挂了电话爆了句粗口，说警察比我们更不靠谱。
　　第五天晚上，我们花两块钱，从街头的地摊上买了一张地图。我们悲哀的发现，这五天我们走过的地方，还不及广州城的百分之一。那一刻，我们都茫然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过了好久，三子说：我们明天去东莞吧？或者深圳。
　　我迟疑了许久，说：咱别折腾了，连坐车的钱都快没了。
　　三子这次没再讥笑我，他又解开了腰带，从内裤里掏出钱，数完钱一脸凝重，我知道这样的表情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我找三子要了五块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我父亲在电话那头，一边哽咽一边把我一顿臭骂。那时候，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我父亲是多么的爱我。
　　我从学校跑出来以后，学校就通知了那个副秘书长。我父亲疯了似的，领着村里的几个人把小城翻了个遍。他还跟杀猪匠狠狠地吵了一架，互相指责着对方的儿子拐走了自己的儿子。
　　我对父亲说：您给我打点钱过来，现在没有路费了，很快就要饿死在广州。
　　我父亲一边哭一边说：儿子，再挺两天，我马上来广州接你回去！
　　三子冷不丁地从我身后按断了电话。他改变了主意，还要坚持再找几天，等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再想办法去找份工作。
　　我看着三子，咬咬牙说道：好！我陪你到天荒地老！
　　从第七天开始，我和三子改变了战略，决定分散兵力，分头行动。那天晚上，三子十点多才回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看上去显得很兴奋，这让我看到了希望。三子很神秘地掏出一张皱皱巴巴却叠得整整齐齐地白纸：兄弟，我们有救了！我找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那是一张广州城里遍处可见的小广告，只是我们一直都没太在意。三子应该是刚从电线杆上揭下来的，上面还沾着干涸的胶水。我就着昏暗的路灯，看完了那上面的内容后倒抽一口凉气：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吧？一个月还给一万，面试通过了就能拿五千块钱订金？
　　三子脸上的笑容花团锦簇：我打过电话了，对方是一个香港人。香港老板都有钱，他叫我马上去面试。
　　虽然我并不聪明，但是我还不至于相信神话，我摇摇头：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不会是骗子吧？
　　三子哈哈一笑道：咱们有什么可骗的呢？不行咱就走。试试吧，我身强力壮符合他们要求，说不定真撞上大运了！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你知道男公关是干什么的吗？
　　三子摇头说：只要不让我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就行！
　　我不确定我的理解对不对，但三子已经铁了心，我不想让他失望。
　　第二天早上，我要陪着三子去面试，三子说：你别去了，继续找人。等着斯大林同志胜利凯旋吧！
　　那天傍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胡同口看到靠在墙上的三子时，眼泪止不住地哗哗奔涌。我看到他身上全是青紫青紫的伤痕，肿起的嘴角还往外渗着血丝。三子一直不愿意告诉我他的遭遇，但我可以想像，肯定是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恶梦。
　　我抱着三子，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三子反过来安慰我：别伤心，零部件一样没少，受点皮肉苦而已。
　　我们终于决定回家的时候，口袋里还有四十块钱，只勉强够买一张火车票。我们决定铤而走险，像铁道游击队那样，爬上飞快的火车。为此，我们还专门研究了战术。三子担心我没本事爬得上去，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我朝手心里啐了口唾沫，一个助跑，“蹭蹭”两下，就蹿上了路旁的一根路灯杆。
　　如果不是三子还对警察抱有最后一丝希望，兴许，那一年我们真的就只能爬火车回家了。收拾好行李，并且饱餐一顿后，三子剔着牙对我说：再去找下那个警察，万一他们已经找到土匪了呢？
　　我说：好，即使没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他借点钱回去。

　　三子骂我：做梦！我宁愿爬着回去也不要在他们面前装孙子！
　　我们见到自己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这个警务室整整待了两天。我父亲红着眼睛，抓着我的胳膊不放；杀猪匠一脚把儿子卷到了墙角，然后又冲上去给他揉背。我父亲那天放下电话，就跑去找杀猪匠，两个男人连夜搭上了火车。在我们碰到矮个警察的天桥上，他们也看到了他，就报着侥幸的心理，上前打听……
　　我知道我父亲和杀猪匠肯定戳穿了我们的谎言，我不好意思地对矮个警察说：叔叔，对不起啊。
　　他点点头，满不在乎地样子：我这衣服穿了十几年，还能被你们小吊毛骗了？
　　三子脸皮厚，大言不惭：我们只说了一半假话。
　　那警察眉毛一挑：学点好，将来报效国家，骗警察是没有前途的。记得代我向你们的姨父问好！
　　杀猪匠照着他儿子的屁股又是一脚……
　　日期：2013-07-05 11:26:49
　　（五）当兵
　　我回到学校，并没有想像中的暴风骤雨，“军统”主任也没有找我谈话。杀猪匠提了半袋子猪下水去了校长家，于是逾假不归差点儿被除名的三子，只受了个小处分。从广州回来后，我们都彻底老实了，开始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第二年，十七岁的三子参加了省运会，并且拿了一枚银牌。体校把三子当作了重点培养对象，全力冲刺次年的全国锦标赛。而我，也混得风生水起，足球队长加校报副主编再加学生会宣传部长，还差点儿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我们偶尔还会提起土匪，但仍然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一切迹象表明，我们的人生驶上了正轨，我们的前途将无比光明。可是，世事难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三子的命运。也就是这场变故，让我们坚信土匪还活着。
　　我毕业那年的春天，杀猪匠睡到了寡妇贵枝的床上。牛木匠半夜来敲门，两个男人在屋里大打出手，三子的老子仗着酒劲，操起了杀猪刀，在黑灯瞎火中误伤了寡妇贵枝。寡妇一声惨叫，杀猪匠丢了刀吓得夺路而逃。牛木匠一边大喊杀人了，一边摸了一根扁担追出了门。
　　那天，就像多年前我被追捕的那个晚上，整个村子都被轰动了。村子里的男人们，因为杀猪匠睡了他们睡不到的女人而同仇敌忾，都拿起武器跟着牛木匠。杀猪匠被堵在了河边，牛木匠说，有本事你就跳啊，不跳下去今天我们就剁了你的屌喂狗。
　　三子的老子真得就跳了下去，他不怕被打死，他怕的是自己再也没有脸面活在世上。第二天早上，警察在河对岸捞起了杀猪匠。

　　三子已经准备好了去省城参加集训，得到消息后，骑着教练的摩托车，疯了似的往家赶。到了第二天，我父亲才给我打了电话。我见到三子的时候，他一个人跪在灵柩前烧着草纸。我没有打扰他，更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一直蹲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