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5-31 20: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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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宗毕竟年轻，到底还是嫩了一点，看不到朝廷中群臣分为两派，正是圣聪不受蒙蔽，可以左袒右袒，加固统治的玄机。徽宗的智囊中，似乎也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人，不能点拨提醒他，哪怕是不要新党旧党，也还可以有另外的康庄大道。吵吵闹闹的朝堂，难免不让人心烦，徽宗想要的，或许是和和美美舒舒服服的日子。这就为奸佞的谗言其间，为蔡京的上位，铺平了道路。
　　如果没有前面党争的一锅热粥，邓洵武就算是上了《爱莫助之图》，他的一番巧言令色，也未必能对上徽宗的心思。就算是后来蔡京上台，排斥元祐旧臣，党争也不可能沦为其打击异己的工具。世有因果，历史自有其逻辑，帝国的政局变迁，似乎冥冥中真有些定数。
　　细细比较，徽宗初政的无果而终，也与韩忠彦、曾布的才具有关。韩忠彦、曾布的消弥党争，政治理念固然可贺，但他俩的才识学养，若放在平常时期，或许还期然可行，但在两党攻讦的时局中，显然就有些力不从心，难以妥然驾驭了。假如他俩有天纵英才，足以将朝政治理得井然有序，美好的政治理想，能有扎实的才干转化为灿烂的现实，那么徽宗未必就会抛弃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蔡京就算是满天下的活动，时也势也，帝国未必就能给他以实现野心的机会。

　　蔡京上位，固然有着他自己的处心积虑，与朝廷内外各色人等奥援有关，但也未必不与他出色的才具相关。世人多说蔡京得到徽宗的青睐，是因为两人书画相通。这恐怕是言者人云亦云，看不到蔡京前头所留下来的政绩。如果蔡京仅仅只有书画方面的才干，以徽宗“天下一人”，自视甚高的气度，恐怕不可能对他言听计从，更不可能将帝国的朝政，放手交由他主持。
　　对于蔡京，徽宗曾问过侯蒙：“蔡京何如人也？”侯蒙回答说：“使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侯蒙时为户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
　　徽宗问这话之时，史载是在大观四年（1110年）。大观四年，离开徽宗继承皇位之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能在十年之后，依然还对帝国的臣僚何如，得失关心问计，至少说明，此时的徽宗还没有怠于政事。
　　书画丹青，徽宗的挚爱也；丝竹蹴鞠，同样也是徽宗的挚爱。这些挚爱，总是能让徽宗感到身心愉悦，然而不一样的是，帝国的政事，却总是让人劳心费神，欲罢还休。
　　日期：2013-06-01 17: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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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宗嗣位于他的哥哥哲宗，看上去，承继的是大平天下，锦绣河山。可实际上，此时的大宋帝国，也就是个外表光鲜的花架子而已。《宋史食货志》记载，元符年间，“户部给百官奉，常无数月之备”。徽宗接手之际，是解州盐池水浸，黄河内黄口决堤，建中靖国元年，又是遭遇河东地震。水灾震灾，大批的灾民流离失所，赈灾安抚，自然需要钱粮的开支，帝国局促的财政，因而显得更加的捉襟见肘。解州盐池，本是帝国财税的第一源泉，据《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时期池盐的财利，达到了天下赋税收入的一半。然而此时，非但不能为帝国带来税利，反而要为开修盐池，额外增加一笔开支。

　　帝国的政事，自然是千头万绪。但是，“民以食为天”，“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这一点，是亘古不变的至理。无论是帝国的政事、军事、人事，几乎是所有的事，只要稍一牵扯，就会纠集到钱粮上面的事。孟子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圣人的教诲，固然是至理名言，但实践出真知，徽宗亲理政务，才知道皇帝不饿差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量出得先有入，同样也是个硬道理。

　　“揽权不必亲细务”。天下的钱粮财经，自然有帝国的大臣分工打理。但是徽宗发觉，自己颇为信任器重的韩忠彦、曾布，似乎并不能改变帝国财政的困局。韩忠彦、曾布之流，儒家的圣人之学，自然是精通的，对人主的忠诚，也是不用怀疑的，但他们的经世致用之才，显然不能够替君主分忧。
　　徽宗对韩忠彦、曾布的失望，自然逃不过臣属的眼睛。君忧臣辱，君主的心思，必然是大把地有人去猜。“非相蔡京不可”，替蔡京誉之，给徽宗举荐能臣的声音不断有之；绍述父兄之志，推荐新政的呼声，同样也是不绝于耳。
　　有时候，作为帝国的能臣，是件很吃亏的事情。因为有能，真有实干的才学，这些能臣，常常会被充当救火队员，成为替人家善后擦屁股的角色。但有时候，真才实学也会给人带来机遇，尤其是在帝国充满了危机的时候。
　　崇宁以后，徽宗绍述父兄的立场，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虽然后来也有消毁元祐党人碑，叙复仕籍，除党人之禁，但这些举措，只是减轻对元祐党人的迫害，他的政治原则，则是再也没有摇摆过。
　　后人因为痛恨蔡京，总是将徽宗的崇宁之变，一古脑儿地摊算到他的头上。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太的客观。
　　应该是，徽宗胸中有了绍述父兄的大略，才有了蔡京的起拔重用。这一点，从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两人的廷语对话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帝）命之曰：“神宗创法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京顿首谢曰：“敢不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