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5-30 20: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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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宗初政，粲然可观”。端王赵佶甫一上位，刚在众人面前一亮相，就给人耳目一新，新君新气象的感觉。
　　名位初定，翰林学士承旨还在草议诏书之际，徽宗就提出请向太后垂帘听政。
　　徽宗的提议，得到了朝臣们的称誉：陛下圣德谦逊，如此地退让。尽管这是明显的恭维话。但也有大臣表示反对，元丰高太后垂帘听政，可谓是殷鉴不远。向太后也说：皇帝年长聪明，用不着这样。但不论是朝臣还是向太后，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徽宗的这一招，其实背后还有着更深的用意在：有章惇这样的异见分子在，怕自己摄服不了朝政。
　　徽宗嗣位之际，宋史说是十九岁。按照现代人的计算方法，他还没过十八周岁的生日，应该算是十七岁。十七岁的年龄，在大多数父母的眼里，依然还是个孩子。而事实上，有许多人也确实是，依然还在父母的怀里撒娇打滚。年仅十七岁的徽宗，似乎没有让大家失望，一展身手，便显示出了早熟的政治智慧。“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封建帝国的大不幸，往往就是接位的嗣君中，找不出个明白人。国有明君，乃是天下臣民的希望，皇天厚土的福报。

　　接下来，徽宗下诏广开言路，拔擢韩忠彦、李清臣，诏回范纯仁、苏轼，追复司马光、文彦博等元祐旧臣，改明年为“建中靖国”。一连串国是下来，新人新政，徽宗让人看到了胸有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格局、新气象。
　　“政者，正也；政者，人也”。大宋帝国至此时，史说是已经经历了三变：先是神宗王安石变法，一变；继是元祐高太后复政，二变；再是哲宗绍述父志，三变。不管是新党旧党，经过这三变反反复复，如同翻烙饼似的折腾，朝中每个臣子几乎都是亲身经历，深切地体会到了党争对国家，对人身的伤害。如今，徽宗明确地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徽宗的建中靖国初政，不由得让人充满了期待。

　　但徽宗的初政，后来却是昙花一现，如火星般地耀眼一闪，便寂没了。
　　徽宗初政的无疾而终，不由得让史家“长太息”。尤其是在经历“靖康之变”，山河重拾之后，更是让众多的人希嘘不已。后来之人，往往有假若初政不改，则会如何如何的遐想感慨。对于徽宗初政的改弦易辙，后来的史家，也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有说是因为向太后的早逝，有说是因为听信了蔡京的谗言，也有说是受到邓洵武的挑拨。这些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事实也确实就是这样，帝国在一连串事件的衔接中，渐行渐远，从量变到质变，最后神州板荡，江山易色。

　　然而，对于帝国的轨迹，为何会是这样的走向，最终会是这样的一条脉落，史家却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辞。当我们沉浸其间，想要理顺它的脉落，找寻它的轨迹时，就需要对史料进行认真阅读，细细加以梳理。
　　日期：2013-05-31 17: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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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如果向太后能够多活几年，那么徽宗的建中靖国初政，就肯定不会是昙花一现。毕竟，向太后的意见建议，徽宗还是得慎重考虑的。有向太后在，徽宗就算是心中有所思想，也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敢于肆意而为。向太后一崩，徽宗没有了制肘之人，这时的大宋帝国，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匡护之人。
　　在徽宗的心目中，最初对于新政旧政，其实并没有谁是谁非的概念。对于新党旧党，也没有君子小人之分。徽宗初政，几乎没有自己的执政理念，因而也不想君子小人地，将前朝的旧臣捋上一遍。在徽宗看来，都是官家的臣僚，大家一起和和气气，为帝国办事不是更好？
　　因此，建中靖国初政，既有向太后的意思在，可也未尝不是徽宗的初衷。想不分党派，消弥党争，这也是曾布为政的理念。因而这段时间，曾布的建议，也颇得徽宗的欣赏，因此曾布圣眷日隆，后来拔擢为帝国的宰相。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好的理想，往往得经受现实的考验。徽宗欲以“至公至正来消除朋党”，想法虽好，可是朝中党派既成，新党旧党，往日的宿冤并不会一笑泯之。党人相互攻讦，朝堂吵吵闹闹，朝廷的行政事务，不免都受到它的影响。不偏不倚，消弥党争，竟然乱哄哄搅成了一锅乱粥，这样的局面，想必是让徽宗大失所望。
　　看出来新旧两党不能同政，宿冤将不能消弥，时局中也有些明白人。曾布的弟弟，翰林学士曾肇曾劝导他说：兄长与章惇政见不同，已经是人所共知。绍圣、元符期间，章惇、蔡卞排挤兄长，可以是无所不为。如今兄长方得皇上器重，正应当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以杜绝章惇、蔡卞伺机复出。然而数月以来，正直良善之士，相继被排斥出朝堂，提拔引进的辅臣、从官、台谏，都是章惇、蔡卞以前的部下。一旦势异今日（指曾布失去信任），这些人必然会举荐章惇、蔡卞，以巩固自身的权位。曾氏一族之祸，到时岂可逃呀！

　　曾肇直言不讳地指出，党争已不可调和，最后将会反噬到曾家自身。
　　左正言任伯雨说：人才固然不分新党旧党。然而自古以来，未有君子小人可以杂然并进，而使国家得到大治的。正因为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相杂并用，到最后终于是君子自去，小人犹留。唐德宗李适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泾师之变”的逃亡流离之苦，建中乃是他的年号，不可以不引以为戒。
　　任伯雨也是公然的叫嚷，曾布的政见不可行。
　　给事徐勣，则在曾布密陈绍述之说，徽宗当时圣意踌躇，尚不能定下决断之时，就已经说过：陛下圣意，非得要两者并存吗？天下之事，有是与非，朝廷之人，有邪与正，若不仔细加以考察，只是一味企求两党并存，未见其有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