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6-03 11:35:41
　　《八、第三个六世达赖》（完）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月，抚远大将军胤祯率师移驻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统一协调各处人马钱粮，加紧完成对准噶尔开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此时，工布豪族的首领阿尔布巴早已经投奔清军大营，并很快成了大将军王的主要藏族顾问兼参谋，为清军积极出谋划策。他写道：
　　“在大军未抵通天河之前的二十天里，我每天都在询问有关卫藏和准噶尔的形势。我因时制宜，对部队的行动作凤等等，如何做才好，全都毫不隐瞒地向大将军王直言察告。”
　　根据阿尔布巴的自述，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成了清军的谍报主管，不仅满足大将军王所率清军主力的情报需求，而且还为由四川进藏的噶尔弼一路清军提供服务：“为了西藏百姓的幸福和利乐，我在得到最大的信任之后，派遣一些能干的朋友，前往拉萨作侦探，并赴康区向噶尔弼将军送去南北两路大军的日程安排，他们干得都很出色。”
　　鉴于掌握的情报显示准噶尔人的战斗兵员此时已下降到只有两千五百名，而清军总数则在十万以上，阿尔布巴认为即使大策零再厉害，胜负也已经毫无悬念：“我对准噶尔里里外外的活动都作了仔细观察，他们的阴谋诡计、诡橘伎俩，对强悍威武的皇帝的将军们又算得了什么。汉蒙大军仅以十分之一兵力，就能战胜对方！”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阿尔布巴认为清军完全没必要去和居于绝对劣势的准噶尔人谈判，以免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现今是否有同对方签订条约之主张，不得而知，假如进行谈判，这是绝对不妥的。”
　　阿尔布巴这么写，其实是事出有因的。前面我们讲过，清廷曾向大策零派出外交使团，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尽管传教士和藏族人的记载都说这场何谈不欢而散，“就这样，满耳充斥着对其皇帝威胁恫吓之言，康熙的使者不得不狼狈告退”，但清廷自己的记录却有些不同。

　　公元1719年九月，这个清朝使团终于自西藏返回，他们带回消息说，策凌敦多布和西藏僧俗人等，都认为西宁灵童“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就是说大策零等人已经无法否认噶桑嘉措身在青海的事实。如果此言属实，此前一直扬言自己是护送灵童回藏的准噶尔人，显然已经丧失了道德高地。
　　使团还转达了大策零对皇帝的执意，说西藏到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贪恋之处？惟恳***圣主将法教速为广施。”西藏所谓的“瘴气”，古时候其实指的是高原病，来自伊犁河谷的准噶尔人无法适应高寒高海拔的西藏，应该也可以理解。大策零这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言语，似乎透露出准噶尔人水土不服战斗力严重下降，以及他们陷入孤立、萌生退意的低落情绪。

　　而大将军王差往西藏的使者则奏称，大策零声称对拉藏汗与青海蒙古认定的两名呼毕勒罕都不能接受，因此并不会择地与其会盟，但同时大策零也表示不敢与清军为敌。按照使者的观察，大策零的处境其实相当艰难，目前在西藏的准军，即使连病人计算在内也只剩下3422名了，由于清廷的经济封锁，他们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人每月仅给银九钱，炒面一盘”，这些人对使者声称“圣上为菩萨，若能振兴黄教，拯救众生，则我等已早回原处”，由此可见准噶尔人的军心早已涣散，只想早日回家。

　　阿尔布巴显然认为，应该抓住难得的机会，可别迷惑于和谈而放虎归山。同时，尽管清军兵强马壮，但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阿尔布巴仍警告他们，如果打仗就要尽快，否则不如先撤下来修整，不要当断不断熬到秋季才出兵，以免重蹈额伦特的覆辙：“由于夏天就要过去，达木、黑河地处高原，天气渐趋严寒，若是发生意外，汉军难以阻档，应尽速撤离，妥善安置。”
　　对于自己所提的这些建议，阿尔布巴自夸道：“因我衷心禀报而无取宠畏惧之言，以皇太子为首的将军们，都十分高兴，但究竟如何是好，还需权衡。”
　　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万事俱备，鉴于时机彻底成熟，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皇帝终于下达了对噶尔侵略军的总攻令。随着征尘滚滚，南北两路清军齐头并进，以泰山压顶之势向着西藏杀去：
　　北方的青海方面，由清军主帅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坐镇青海，统一协调各路人马，副帅平逆将军延信则率领数万主力，于农历四月二十二日（阳历5月28日），由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出发，向着西藏挺进，新册封的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率领众多僧侣，随军前往。
　　南方的四川方面，定西将军噶尔弼于农历四月十六日（阳历5月22日）从成都出发，四川总督年羹尧则坐镇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为噶尔弼提供坚实的后援，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等川滇各地少数民族土司也派出地方武装，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
　　为了配合南北两路清军的行动，在直接面对准噶尔本土的新疆方面，清军也采取了必要的牵制措施，靖逆将军富宁安在天山东部的巴里坤驻扎重兵，时刻警惕着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对大策零可能的增援。振武将军傅尔丹则率领着八千名清军自布拉罕进抵格尔额尔格，直接威胁到准噶尔本土的安全，让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轻举妄动。
　　几路清军对外“扬称三十万大兵进剿”，其中自然以大将军王和延信统率的青海主力声势最为浩大，光是保护达赖喇嘛的官兵就达一万两千名之多。史载大将军王的战前准备十分周到，甚至包括“妙药十二斤八两，寻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

　　学者们研究后认为，这些药品主要是为了防范高原反应及并发症，这无疑是科学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迷信也没有失败，它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除了这些药品之外，竟然还有“神符一万张”——这些道士制作的神符被认为不仅能防瘟疫，还能破除敌方的巫术。
　　关于大军出发时的情景，阿尔布巴写道：“皇太子大将军和大部分汉满部队驻扎通天河畔，以延信将军为首的约五万名汉蒙大军和各部队的官员们，浩浩荡荡地从通天河出发，七世达赖喇嘛和随从以及全部大军摆渡过江时，皇太子大将军亲临送行。”
　　阿尔布巴用饱含感情的笔触，描述了大将军王如何与自己依依惜别：“他（指大将军王）紧紧握住我的手，讲道：‘你关心大皇帝和达赖喇嘛，所有这些前前后后的行动，为达赖喇嘛和皇帝忠心耿耿，亦想到庄园百姓们会遭准噶尔的祸患，虽不一定发生好歹，但在关键时刻完成如此之大业，达赖喇嘛坐床是全体西藏众生，特别是实现了你自己的愿望，祝你高兴。我不会忘记你，你也不会忘记我。’”最后，大将军王“临别时赐予我整匹的绸缎等物品，在临上船之前，紧紧握住我的手送别。”

　　根据清朝官方档案记载，告别大将军王后，延信率领的清军主力在簿克河、齐嫩果尔、错冒拉等地，三次击败了试图截堵的准噶尔与西藏傀儡部队组成的联军，清军“法令森严，步伐整齐，守营肃密，雪夜不眠，轮番更替”，而准军和西藏伪军则兵无斗志，望风而逃，“逆贼丧胆夺魂，远窜遁奔”。
　　到了农历八月底，延信率大军胜利进抵黑河，与大策零率领的最后一批准噶尔军对峙。这里就是两年前额伦特部队全军覆灭的藏北草原喀喇乌苏河流域，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候交战双方的优劣势已经完全颠倒过来，即使对局势最悲观的藏人也能看出，大策零已经四面楚歌，当年额伦特的噩运似乎正在向这位盖世名将招手。
　　见此情景，跟随延信一起杀来的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们无不欢欣鼓舞，皇帝当初承诺的拉藏汗遗产已经在眼前晃来晃去，仿佛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令他们无比震惊的消息传来：
　　定西将军噶尔弼部下的一支清军突击队，利用准军主力集中在青海方向的有利时机，大胆切入敌人软腹，一路狂飙突进，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阳历9月24日），率先攻入拉萨，一举解放了圣城！
　　这支清军部队的指挥官，名字叫做岳钟琪。
　　请继续期待下篇《九、精忠报国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