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走了。我们原来是租写字楼办公,每年的房租也要六七万元,而且一年比一年高。去年,房峰咬牙借款120万元作为首付,买下了名人大厦600平米的写字楼,说是与其付高昂的房租,还不如自己买楼,每月的按揭和房租也差不多了。他每月房贷款差不多要四万元,律师的提成总是被拖欠,这24万元我要是不赶紧提出,猴年马月才到我的卡上。
给张择香打了个电话,让她到银行查一下,我们的房贷还有多少,打个提前还款的报告,她说,“一次还那么多,我们有那么多钱?”。我说,“让你去你就去,那么多废话!”,张择香听出了我的意思,说,“好,我这就去!”
我粗略算了一下,张会计会给我转20万元左右,加上年初刘小桃的案子提成,安居物业的律师费,30万元的房贷应该能还清了。早还早轻松,否则每月的利息不少。
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好像身上的一座大山搬走了。哼着曲找刘文良去吹牛。敲了下门,发现不在,刚要转身离开,里面传来声音,“谁?”!
我说,“这家伙在干什么?白天锁着门!”
黄丽在我耳边悄悄说,“他们在里面玩牌,打扑克!”
说着门开了,刘文良把头探出来说,“我以为谁,进来吧!”
我看到刘文良和所里的四个年轻律师在打够级,屋子里乌烟瘴气。
我说,“你们胆子真大,我告主任去了!”
刘文良瞪着眼睛说,“当律师就这点好处,挣钱的时候挣钱,玩的时候玩,你告去吧!昨天他还和我们一起玩呢!”
所里一位律师将他的牌让给我,说有点事要处理,我顺势接过来,他们也不玩钱,放心打。够级是四幅牌,山东人最爱玩的棋牌娱乐。我玩得少,水平很差,他们一般不叫我,但技术差却手气好,总能摸到好牌。一直玩到下班,杨晓玲伸进头说,“李律师,你出来一下!”
杨晓玲说,房子登记在王宇名下,虽然是婚后买的,但是她们的手续直到结婚后一年才办的,房子反而成了婚前财产,也就是说王宇的,没宫雪的份!
我说这就麻烦了,婚姻是以登记时间为准,不是以仪式举行时间为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宫雪的案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了一趟山西,目前还在调查,但是希望却越来越小。
“不过”,杨晓玲说,“我刚才经过宇朴玩具公司,发现很多工人围在那里,我就去问了一下,工人说韩国老板跑了,拖欠着她们好几个月的工资,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把她们带来了,你接待一下!”
我到一楼一看,有十多位人,女性居多。我说你们选几位代表来我谈,其他人在外面等着。她们很快推举五个人到会议室。
日期:2013-03-07 2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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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就非常不愿意办理劳动争议案件,收费低,办起来很麻烦,必须是先仲裁再诉讼,虽然举证责任倒置,说是有利于劳动者,但是用人单位总有自己的办法,不备案劳动合同,不提供全面的员工名册,不通过公司帐户支付工资,拆分支付工资方式等。作为劳动者一方,又不愿意付律师费,那么只能风险代理,钱收到后又跑了,律师常常是白辛苦一场!
但是一看到对方是韩国企业,我就豪气顿生,这案子不收费也办!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基本都在山东,而在山东又首选青岛。据我所知,信誉都非常差,2008年的时候,曾经有200多家韩企老板跑路,迫使政府出面在机场和火车站围堵,他们甚至包车到北京机场,像当年的游击战争一样。其实,这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招商政策,厂房水电全免,税收“减三免四”,外加各种保护政策。条件太好了,骗子自然就来了,几个韩国农民凑一点钱,到中国来投资,政府捧为宝贝,他们就肆无忌惮。我和房峰担任法律顾问的那家台资企业,有家客户就是韩国的,欠我们货款10万多元,起诉后很多领导打招呼说情,说是保护外资,那个叫朴天石的老总太度又非常好,最后调解结案,双方的合同继续履行,但不到两个月又欠了我们60万元,从此找不见人。在法庭起诉后,查封财产,发现四栋厂房被三家法院查封了四次,还有银行的抵押贷款。以前,没接触过韩国人,从电视上看他们文质彬彬,很有教养,谁知满肚子男盗女娼。那次诉讼后我就不再看韩剧,每当看到张择香看津津有味地看韩剧,我会走过去啪的一声关掉电视。有次和曾传明聊天,他说劳动争议案件最多的是韩企,其次是中国企业,日本企业几乎没有劳动争议案件,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日本产品能领先世界的原因了,不好好对待自己的员工,能出优秀的产品?
我先看了五人的身份证,张爱国,王军,邵霞,屈婷婷,吴小丽。其中三人有劳动合同,两人没有。她们七嘴八舌,我说一句,她们能说好几句。
我说,“咱们这样下去,天亮也说不完,这样,我问什么,你们回答什么”,律师要学会驾驭和委托人的谈话,要学会抓重点,不能任由委托人去说。我让杨晓玲做好记录,十分钟就弄清了她们的问题。
我看了一下记录,大概是这样的:
1、维权员工:31人(有可能增加);
2、拖欠工资5个月左右(有的还拖欠加班费,每人根据岗位不同大概欠款3万元);
3、签订劳动合同的19人(合同约定的工资与实际支付不一致,合同约定820元为青岛市最低工资,超过部分以现金发放);
4、只有7人交纳了社保。
我给领头的张爱国和邵霞说,你们现在就像无头苍蝇,就算是打官司或者是让政府解决,你也得手上有证据,你们和宇朴玩具有无劳动关系?他们欠你多少钱?没有吧!
她们说那怎么办?
我说当务之急是拿到证据,“你们刚才说韩国老板跑了,现在就一个中方负责人,赶紧去堵住他,让他给每个人出具欠条,盖上公章,如果没有这个,其他都是扯淡。另外,把声势造大一点,最好拉几个横幅,上书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还我血汗钱”。工人们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组织,个个听得热血沸腾。
张爱国说,“政府不会干预吧!”。
我说,“不怕,法不责众,他欠我们的钱,正义在我们一边。只有把动静搞大,才会引起各级的重视,才会及早拿到你们的工资。”
邵霞说,“那律师费呢?”
我说,“每人只收100元,打回来后我们加收10%”。
100元符合工人的期望,要是再一多她们就会不干。她们当场表示愿意。我说你们要有个分工,张爱国带工人去围工厂要欠条,邵霞留下和杨律师办手续收钱。末了,我说,“如果劳动监察或政府人问起,就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千万记住了!”。张爱国拍着胸说,“绝不出卖朋友!”
看着工人们一下散去,有条不紊地去办自己的事。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当司法的正义不能实现,律师会成为革命的领袖!
日期:2013-03-08 2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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