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看到了之后，刚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的论点，认为这位隐士果然是人才，应该提拔他出来当官为民服务才是。但看了一阵子之后，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于是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回，宋璟看出范知璿的用意了。原来，这篇“良宰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似乎只是一般性的论述，但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就是在讲宋璟本人，而且不着痕迹的拍马宋璟这样的宰相才是真实的贤良宰相代表。

　　宋璟不动声色，对家人说，你明天找呈现这篇文章的人过来。
　　隔天，帮范知璿呈现文章的人兴冲冲的到了。他想，这篇文章一定深得宋大人的欢心，所以这么快的把我找来，到时候，不仅范知璿有机会平地崛起，我也可跟着沾光。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宋璟到了，很严肃的说：
　　“你记清楚我的话，回去好好的转告范知璿。自古隐士应该是高风亮节，若有所言，也应该是对社会百姓有益的谠言直论。但现在他写的这篇文章，明显的是想要奉承巴结我，这不是一位隐士该有的行为，我为他深深感到不齿！请告诉他，文章既然写的好，就该循正规管道参加科考及官员选拔，不要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伎俩来获取官职。“

　　于是这个人就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
　　当然除了宋璟以外，可以请托的人还是不少，但宋璟严格遵守规定，将不符的人一一阻挡下来。
　　被挡下来的人有：皇帝本人想破例提升的老部下岐山县长王仁琛，宋璟的自称叔父（其实是堂叔父）候补官员宋仁超，宁王李宪（即李成器，李隆基长兄）想要提拔的候补官薛嗣先等人，最后还是回到吏部按照规范合理的调整职位。
　　在宋璟持续的努力下，请托的状况几乎完全杜绝。据史书记载，原来地方官员在秋季时派人上京朝贡的特使（驻京办），都会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找门路。通常在春季返回地方之前，地方官员通常会获得升迁；但是从开元七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可见在吏治清明上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现在政府说要停掉省市驻京办，讲了老半天也没谱，真是今不如古啊
　　姚崇/宋璟是开元诸臣之首，两人协助让李隆基矫正了自高宗以来逐渐混乱的朝政与吏治，但是李隆基的野心不仅是做一个像汉文帝那样守成爱民的君主，在国家逐渐稳定后，他开始要的更多，野心更大。另外，李隆基逐渐成熟，不干于把大权交付在一个首相手里，开始改变作风，找来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宰相，自己加以制衡，就可以大权在握。此时，姚崇宋璟一方面年龄已大，一方面想法跟皇帝不一致，也就逐渐退出政治的一线舞台，开元时期，就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期：2013-06-05 13:58:59
　　(连载更新）
　　第五章　经世致用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璟的固执到了极点，这也开始给他带来问题！

　　依唐律，被判决徒刑以上罪责的人，在判决结束后，审判官员需要向罪刑人及其家属公开宣读关于罪行的判决。如果罪责人不服判决，可以上诉。
　　根据这样的规定，有很多人即使罪证确凿，为了要有减刑或是免罪的机会，会提出上诉，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宋璟对那些已经明明有罪却还是上诉个没完没了的人（这边可能有点疑义，依唐律，上诉是有标准程序的，不太可能没完没了的上诉，但资治通鉴确实如此记载，存疑！），非常厌恶，就把这些人移交给御史台法办，吩咐御史中丞李谨度说：“如果服从判决的，就不再羁押，直接服刑期满后释放；坚持申诉的，就一直羁押，直到服从判决为止。”总共因此而羁押了三百多人。于是，引起非常大的怨恨。（坦白说，宋璟这样干是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的）

　　他们不满，但是在正常管道下无法表达。碰巧这时候发生旱灾，而民间传说是因为旱魃的出现，而旱魃出现又常常代表有冤狱，所以就有人想出这么个点子来让皇帝知道。

　　有一天，李隆基在看戏时，戏上的演员突然扮成旱魃的样子出来，这时只见戏中的丑角问他：
　　“你怎么出来了？”
　　“是因为相公（唐称宰相为相公）的缘故啊！”扮演旱魃的演员这样回答。
　　“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清楚！”丑角又问道。

　　“现在有三百多人被羁押在狱中，有冤难伸，我这个旱魃也就不得不出来了！”
　　李隆基听到，心念一动，叫人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件事，于是对宋璟开始不太满意。
　　而不久后，宋璟跟苏颋两人又上疏请求严格禁止恶钱流通。因江淮一带恶钱最为泛滥，所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严格取缔恶钱，要求不准使用。萧隐之前往后，雷厉风行，激烈打击恶钱的使用，结果让当地市场的商业几乎停止运作，不但打击富豪商人，市井小民也深感不便，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李隆基于是贬谪萧望之，并让宋璟跟苏颋下台，宋璟转任开府仪同三司，苏颋转礼部尚书。

　　事实上恶钱在历朝历代凡是有铸币的都会发生，西汉的五铢钱的恶钱据说轻薄如纸，被戏称为“荚子钱”（意思是指跟豆壳一样轻），但是唐代确实特别严重。那恶钱是怎么产生的？
　　日期：2013-06-06 00:30:30
　　（连载更新）

　　司马迁货殖列传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商业市场的本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其实很像亚当斯密斯（Adam Smith）在国富论提出的，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透过“它“自然的运作可以让经济最有效率；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社会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恶钱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货币铸造的权利被收归国有，民间不得自行铸造，盗铸货币既然是违法的，那索性偷工减料盗铸成分不足（铜含量不足）的钱币，利润更大。
　　其次，唐朝在开国近百年后，长期的和平使得经济发展加速，交通的便利及长江以南的大幅开发，让商品经济大为发达，交易需求大幅上升。根据货币理论，在流速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跟交易的总数量呈正比，当商品交易大幅上升时，货币就会不足，货币不足，恶钱就会被容易被接受，跟正常的货币一起被使用。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拿到好钱的人会把好钱收藏起来，而只把坏钱拿出来使用，所以一段时间后市面上会都是坏钱在流通，那怎么办？没关系，一段时间后，百姓都知道恶钱是比较没价值的，好钱是比较有价值的，好钱恶钱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所以恶钱其实对民间影响不是那么大，时间久了，盗铸恶钱的效益就会下降，最后就会趋同于材料+铸造费用，没有太大的利润可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处理恶钱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政府钱币的供应量，一方面由国家出面管理铜矿，提高铜的市价，降低私铸铜钱的获利空间；以上两点如果能做到，再来加强重罚私铸铜钱的行为，而对于已经流通的恶钱，应该采取公私分离的态度，即在公场合（政府部门收税及支出时）一定使用正钱（开元通宝），但老百姓私下交易时如果采用恶钱，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恶钱就算不会大幅减少，其价值也会逐步降低，大家就会排斥收取恶钱，而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一定比例将恶钱回收重新铸钱，恶钱就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