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6-16 20: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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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改变帝国财政匮乏的困境，在经济领域，蔡京祭出了众多的新法。他的做法是：废除通商，实行禁榷，将茶盐酒矾及金属冶炼，实行国家垄断专营。
　　崇宁元年，蔡京在诸路设置茶场，实行官府垄断，严禁商人园户私下交易。后来经过崇宁四年和政和二年的改革，废除了垄断收购制度，改为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政府通过印卖茶引，利用系统严密的“以引榷茶”合同场法，达到官府垄断专卖的目的。

　　蔡京的“以引榷茶”法，是将茶引的印造和发卖统归中央，商人预先向官府购买茶引（一定数量的购物凭证）以及官造盛茶的包装物“笼篰”，由官府管理部门秤量、点检、封记，运到指定地方由官府启封，再在当地发卖。
　　对盐法的改革，蔡京同样也是这一思路。官府垄断，禁榷官卖，行政的效率不会高，这一点自古皆然。“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看到其中存在的弊端，蔡京着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蔡京的改革是，将官府直接运盐到各州军贩买的做法取缔，改为由商人向官府输钱取得盐钞，然后赴盐场取盐运往各地贩销。
　　通过对法度的完善改革，茶盐新法既避免了购销皆由官府垄断，由此所造成的臣大浪费和阻滞，又方便促进了茶盐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确保了官府在茶盐产销管理中，所拥有的巨大利益。茶盐新法的实施，公私便之，史言“颇绝弊源”，为帝国的财政收入，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益。
　　盐法初实施时，时隔不久，榷盐务的官员便向朝廷报告，盐商已缴纳了盐钞三百万缗。听到这个消息，徽宗是大吃一惊，说：“直有尔许耶（真有如此多吗）？”次相张商英也表示怀疑，觉得盐务官是在夸大其事，有虚报邀功的嫌疑。但蔡京认为这是事实，说张商英以为有假，可以派人前去稽查核实。于是两方各派信得过的郎官，前去清对核查，结果这些钱财确已登记入库。面对事实，张商英自我检讨说：我是被人误导了。

　　日期：2013-06-17 18: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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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制度对生产力的释放，有时侯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这一点，但凡经历过八十年代农村土地改革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蔡京茶盐法的改革，减轻了官府的负担，极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积极性。大家踊跃认购，新盐法之前，榷盐务每天收到的盐钞不到二万缗，立法后每日增加到四、五万缗。有客商一年的交易，就达到五十余万贯，泰州一巨富购盐钞，竟达四十万袋。
　　看到炒买炒卖，垄断专营所带来的财富，蔡京对这些商贾巨富，一时也起了恶意。借着新旧盐钞的更换，蔡京对他们狠狠地宰了一把：“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蔡京对这些投机分子，釜底抽薪，直接就让他们的财富归零，化为流丐。有人因而投水，有人为此上吊，前后闹出了不少人命。蔡京这次的吃相，着实有点难看。
　　茶盐新法的改革，为帝国的财税收入，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仅茶叶禁榷官卖一项，崇宁以后就有二百万缗，政和时达到了四百万缗，“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盐钞法的改革，为陕西边疆输送了五百万缗的经费，实施仅仅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
　　蔡京对茶盐酒矾的禁榷，实际上和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是师承一脉，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实质也就是通过垄断，将国家的税收植入其中，虽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所有的盘剥，终究还是通过消费，最后由普通的老百姓买单。这个垄断，可以是盐铁，可以是茶盐，衣食住行，理论上可以是任何一种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包括现代人的房地产。史家记载茶盐法“条令严急，取利太深”，遭到了商人的怨恨，百姓的讥骂，但“朝廷所用所以足者，茶盐之利在朝廷也”。因为利在朝廷，所以商人百姓，任何人都对其无可奈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普通人家吃不上盐，喝不上茶，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

　　日期：2013-06-17 20: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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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为相数年，君臣和睦，国库充实，臣下在蔡京治下老老实实。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天的不测风云，是带来了慧星竟天，而蔡京的祸福是，崇宁五年，蔡京致仕，被迫告别心爱的宰相宝座。
　　蔡京致仕，显然是非常地突然，让他感到十分的意外。
　　在现代人看来，天上出现彗星，就让蔡京去职，这样的逻辑似乎十分荒谬。彗星出现，只不过是个自然现象，它和蔡京有什么关联吗？
　　但在古代人看来，这个关联是大了去了。古人讲天人合一，天象被看成是上天对人类的警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这是儒家经典《春秋》中，对于天灾的权威说辞。
　　上天垂象，徽宗十分警恐，于是反身求己，下诏求言。徽宗的求言，是将蔡京对群臣的钳制，撕开了一道裂口。从群臣的上奏来看，有对蔡京擅作威福的不满，但更广泛的，怕是蔡京的一系列财经改革，已带来了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蔡京的一系列崇宁新政，看起来是民不加赋，没有直接向百姓强行摊派，增加赋敛。但是，国家的所有税赋，无一不是取之于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学过现代经济的都知道，蔡京的崇宁新政，其实只是赋税的转嫁。国家对企业、对商品税收的增加，最后一定会通过商品及商品的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赋税的转嫁，必然会导致两个恶劣的结果：一是导致不公平，二是推高物价。
　　蔡京的崇宁新政，显然具有隐蔽性，时人看不懂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为这一切都是铸当五当十钱带来的恶果。于是朝臣纷纷上奏，指出钱轻物重，货币贬值给通货膨胀带来的危害。而且铸当十钱，这里面因为利益巨大，也引发了民间的纷纷盗铸，这给帝国的金融秩序，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可以说，蔡京的致仕，表面现象是因为彗星的出现，但实质上是因为通货膨胀，他的一系列搜刮已带来了民怨。
　　但在帝国的大臣之中，已经没有谁能够超越蔡京，可以为帝国带来稳定的财税增长。赵挺之为相，虽然一改蔡京之政，但他政绩平平，显然未能让徽宗感到满意。于是大观元年，赵挺之致仕，蔡京再度复出，第二次为相。
　　崇宁五年的这次波折，对于蔡京内心的冲击，恐怕是引起了不小波澜。蔡京没有想到的是，一切看起来尽在掌握，然而一个慧星，就能将他轻易击到。经过这一番风浪，蔡京应该是接受了教训，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知道了努力的方向。大观元年，自己能够再登宰相的宝座，也让他进一步的看到，自己的优势之所在。

　　大观以后，蔡京的为政，似乎让人感觉不到，与之前有多大的变化。但是通过史书，大家已经不难发现，蔡京和徽宗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悄然的变化。大观之后，对于旧党的弹压，徽宗已经宽容了许多，也不再对蔡京言听计从。而蔡京对于徽宗，则是显得更加的谄媚，更加的顺从，一切皆以徽宗的意志为中心。大观之后，蔡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
　　蔡京的这些作为，很是让世人非议不耻。宋人讲究名誉，士大夫更是崇尚气节，象珍惜羽毛一样的爱护它。但蔡京对这一切皆不以为然。爱护名誉，主动避嫌，这正是“图虚名而罹实祸”。蔡京知道帝国政治的玄机所在，知道自己的安危、荣耀维系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线希望，自己就要尽最大的努力。
　　对于维护自己的权力，蔡京是一贯不变的；笼络徽宗的恩宠，蔡京也是一贯不变的；张扬起新党旗帜，让政治来为自己服务，这一点蔡京同样也是一贯不变的。后人说蔡京反复小人，其实他在为相之后，政治立场还是坚定不动摇的。如果说蔡京在为相任上，确实有所动摇变化的话，那么恐怕就是在军事上，对开启边衅有了前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