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6-19 05:48:01
　　《二、兄弟阋墙》（1）
　　对于为何没有按照此前公布的规则，从座次名单靠前的五名青海蒙古“大户”中选出留守者，西藏临时军政府主席延信给出的理由是——这与我无关，而是西藏人自己不欢迎你们，因为你们的军纪实在太差了。
　　面对罗布藏丹津的愤怒质疑，延信拿出一大堆告状信，这些都是西藏三大寺喇嘛等藏族僧俗官员写的，里面控诉青海蒙古军如何贪婪，不仅不想扶植黄教，而且即使现今将军大臣亲领大兵驻扎此地，虽然再三严禁，这些蒙古鬼子仍然抢夺藏民财物，牵走中意的妇女。
　　西藏显贵们在举报信里哭诉说，自己很难想像，如果将军大臣们回去后，只留下这些横暴的青海蒙古兵，那么和当初准噶尔人在这里的时候又有什么两样？！饱经蹂躏的我们，岂不是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
　　对当事人这些证据确凿的指责，罗布藏丹津再也无话可说。不久之后，大将军王转来了皇帝的批复，康熙同意延信等人的建议，由策旺诺尔布和阿宝牵头留守拉萨，而为了显示南北公平——因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自愿留在苦寒的拉萨——和他俩一起奉旨援藏的还有噶尔弼的副手，来自南路清军的护军统领武格。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十一月八日，定西将军噶尔弼带领南路清军率先撤离拉萨，三天之后，平逆将军延信也率领北路清军启程。此时已是冬季，寒风如刀的青藏高原上补给越发困难，因此按照皇帝的安排，这两支大军都没有去青海向总司令大将军王报到，而是经由条件相对更好一些的康巴藏区返回内地。
　　一部分清军则留了下来，同策旺诺尔布等人继续镇守西藏。这部分兵力，按照大将军王给皇帝的奏折，包括“扎萨克蒙古兵五百名、额附阿宝兵五百名、察哈尔兵五百名、云南兵三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也就是说一共留下了三千人左右的兵力。
　　随着清军主力的撤离，已经捞得腰包鼓鼓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诸王公们，不得不纷纷收拾行李启程回家，但按照胤祯的奏折记载，不甘心的罗布藏丹津亲王还是找借口留了下来，他属下的蒙古骑兵们也就随其一起，赖在拉萨不走了。
　　转过年来的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即藏历铁牛年，正式的西藏地方政府宣告成立。康熙皇帝下旨，封康济鼐为贝子，委任他为管理西藏事务的首席噶伦，阿尔布巴也被封为贝子并称为次席噶伦，其他几人也各有封赏，另一名噶伦隆布鼐成为公爵，颇罗鼐和札尔鼐不久后也增补为噶伦，并封为台吉——这其实是清廷封给蒙古贵族的爵位，位于公爵之下。从此至公元1727年的六年中，按照藏史的记载，西藏地方政府使颁发的公文上，便用这样的印玺向所有人宣告：“贝子康济鼐总理，贝子阿尔布巴辅助，诸大臣之印，胜善！”

　　这一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得西藏与皇帝的关系，从五世达赖与桑结嘉措时期说不清道不明的福田施主，到拉藏汗时期你情我愿的藩属附庸，再到准噶尔占领期间势不两立的生死敌对，到此演变为真正的“臣”与“君”——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终于由皇帝直接任命，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先结婚后领证，当地自行产生领导后，再到朝廷那里报批报备走个过场，只是完成形式上的追认。

　　从此之后，“臣”、“奴才”、“小的”等等，这些让我们现代人看上去相当刺眼的自称，便在西藏地方政府首脑们往来清廷的正式公文中不绝于篇。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新成立的西藏正式政府的一把手，并不是此前与清军关系密切甚至亲自担任北路清军向导和参谋的阿尔布巴，而是来自遥远阿里地区的康济鼐。这固然与其勇夺圣观音像而赢得的巨大声誉有关，而另一个因素恐怕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在驱逐准噶尔战争里功绩最著的四名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之中，康济鼐是唯一没有历史污点的。
　　前面我们说过，阿尔布巴曾接受西藏傀儡政府的委任，担任了工布地区的第司也就是地方长官；他的密友隆布鼐与其类似；即便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相当不错的颇罗鼐，也曾通过伪政府首脑达孜巴的关系，获得了聂拉木宗本的伪职。说曲线救亡也好，说迫不得已也罢，总之他们都有着不甚光彩的经历。
　　只有康济鼐，刚发现准噶尔人进入西藏，他就准备对其进行攻击，只是由于上级的犹豫而失去了难得的机会，而在拉萨沦陷后，他也自始自终坚持战斗，从来没有向敌人屈膝过，况且，如果没有康济鼐为首的西藏游击队切断侵藏准噶尔军与其伊犁大本营的交通线和信息链，清军取胜恐怕要费更多的周折。

　　因此，这位藏族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以其勇猛无畏的作风和直来直去的性格，让同样刀头舔血一路杀到拉萨的清军将领们非常欣赏，后者自然得出了“康济鼐为人甚好”的结论并上奏给皇帝，使得康熙对康济鼐印象颇佳。
　　至于阿尔布巴，尽管后来在他写的书中，声称大将军王对自己如何礼遇，他与清军高层的关系如何好，但如果我们看看保留下来的清朝档案，就会发现大将军王等高级将领对阿尔布巴的评价，其实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高。
　　比如，胤祯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判断阿尔布巴投清的动机：“第巴阿尔布巴明知准噶尔贼不能久占藏地，为己身后日安全计，致信于臣。”显然，大将军王对这种行为相当不齿。
　　再比如，岳钟琪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其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在给岳将军留下的不算很多的印象里，阿尔布巴的笑面虎形像已深入其心。
　　也就是说，在胤祯、岳钟琪等清将们看来，阿尔布巴只不过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不仅政治动机不纯，而且个人品德也不怎么样。既然判断阿尔布巴无法赢得藏族人民的拥戴，那么清廷礼遇他显然就只是出于策略考虑了，让这样的人来担任西藏一把手，皇帝实在放心不下。

　　于是，尽管阿尔布巴自我感觉颇佳，但很显然，你对自己怎么看，别人对你怎么看，还有，你认为别人对你怎么看，以及，别人认为你对自己怎么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四者并不是一回事。
　　不仅如此，阿尔布巴的另一个身份也无疑让康熙和大将军王心生警惕：他竟然是小达赖喇嘛的亲戚！阿尔布巴投清以后，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胤祯这样写道：“总管唐古特兵之代琫、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之甥第巴阿尔布巴来投。”这里，“唐古特”指安多藏区（青海甘南阿坝等），有时也泛指西藏本土之外的藏区，“代琫”（也叫‘代本’）和“第巴”（即‘第司’）指的都是藏族地方长官，“索诺木达尔扎”则是达赖喇嘛父亲索南达杰的异译。

　　在此后的多份清朝官方文件中，也都提及阿尔布巴是索南达杰的亲戚——后来有学者考证出，阿尔布巴其实只是达赖喇嘛家族的远亲，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是达赖之父索南达杰的外甥。尽管阿尔布巴只是利用这种关系为自己脸上贴金，但掌握宗教的神王与掌握政权的噶伦之间的这种藕断丝连，却是当时致力于建立政教分离的西藏世俗政府的清廷，所要重点防范的。
　　不仅如此，当得知阿尔布巴的盟友隆布鼐竟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索南达杰为妾后，康济鼐独善其身的“孤臣”形像更加简在帝心，于是清廷不仅重点扶持这位首席噶伦，还将他的盟友颇罗鼐也提升为噶伦，以平衡各方势力。
　　清朝远征军撤离之后，赖在拉萨不走的罗布藏丹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位太上皇——策旺诺尔布和阿宝——之间的矛盾，自然就暴露出来。也许因为阿宝只是二把手，也许因为顾及阿宝的皇家女婿身份，也许因为两人都是和硕特蒙古人，罗布藏丹津对他表面上似乎还算和睦，但这位和硕特蒙古人与喀尔喀蒙古人策旺诺尔布之间的关系就没那么友好了，二人睚眦不断，几乎见面必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