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6-20 11:34:50
　　《二、兄弟阋墙》（2）
　　但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西藏军政大权一把抓的策旺诺尔布自然不会给罗布藏丹津什么好脸色看，导致后者屡屡碰壁。于是，一无所获的罗布藏丹津亲王，就像一个追求心仪女孩而不可得的男人，尽管理智告诉他赶快停下吧，但感情却一直不甘心，进而还幻想着能有什么奇迹出现，直到亲眼看到人家确实已经有主，才不得不悻悻死心。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夏天，心力交瘁的罗布藏丹津终于通过大将军王胤祯上奏皇帝，说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子，现在西藏水土不服经常生病，万一有个好歹的话谁给俺老妈养老啊，因此申请调回青海老家修养身体，从而总算结束了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西藏虐心之旅。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清朝留在西藏的驻军只有三千人，那么拥有强大骑兵军团的罗布藏丹津干嘛不霸王硬上弓，干脆把西藏直接抢过来呢？难道这位蒙古王爷也像现今那些信奉“爱情即是自虐”的男女们一样，有SM倾向不成？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罗布藏丹津此时未必有足够的部队，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延信所率的北路大军包括五万名清军，一万以上的和硕特蒙古骑兵，但我们还说过，各蒙古王公带到拉萨的部队少则两百人，多则千人，总数约五千人，这两者有50％的差额，缺的这些人怎么了？

　　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他们驻扎在别处而非拉萨，二是他们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损失掉了，或者说当了清军的炮灰。无论哪种可能成立，都会导致在拉萨的蒙古兵力严重不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根据清朝有关史料记载，跟随罗布藏丹津驻扎拉萨的蒙古骑兵只有四五百人，远远低于三千人的清军。
　　其二，罗布藏丹津也许根本不敢动手，原因很简单，尽管南北两路清军都已撤离西藏，但朝廷在青海仍驻有重兵，大将军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西藏方面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将反抗的苗头扑灭于萌芽之中。更何况，青海正是罗布藏丹津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基地，一旦动起手来，不仅西藏拿不到，恐怕连自己老家都保不住了。
　　因而，思虑再三，无可奈何的罗布藏丹津只得恨恨地返回青海，继续等待时机。不久之后，机会似乎来了，根据康熙的命令，已胜利平定西藏的大将军王胤祯，奉旨移驻甘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张掖，全力准备下一步对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争。很可能，老皇帝打算乘胜一举解决困扰了帝国数十年的准噶尔问题，在这位一代雄主的心中，大概从不存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高尚的思想，而是一直很黄很暴力——自己的麻烦自己搞定，不要留给子孙后代。

　　随着大将军王司令部的转移，清朝大军也很快离开西宁向甘州开拔，此前整日里人喧马嘶的青海，几乎瞬时间就沉寂了下来，而罗布藏丹津的蒙古骑兵随即代替了撤离的清军，成为这片广袤大地上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
　　但和硕特蒙古亲王心里明白，他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甘州与青海之间只隔着一座并不算险峻的祁连山，大将军王号称数十万的铁骑雄师随时有能力返身杀回，将自己和自己的部族碾得粉身碎骨。更何况，大将军王的身后，还藏着老皇帝深不可测的双眸，以及这个蒸蒸日上的帝国所拥有的，那种可怕到几乎无穷尽的人力物力资源。
　　时间就在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就要过去的时候，一个对罗布藏丹津可能利好的重大消息，飞到了大雪覆盖的青海草原，它甚至让这位心如死灰的蒙古王爷兴奋得跳了起来：
　　康熙突然驾崩，身为孝子的大将军王不得不回京奔丧，而这一去就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尤其是，据坊间谣传，他竟然已经遭到了新皇帝的逮捕！

　　农历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阳历公元1722年12月20日，六十九岁的老皇帝突然猝死于北京西郊畅春园的清溪书屋，事先毫无征兆，从而引得时人和后人猜测不已。
　　据说，尽管年近古稀，但老皇帝临死之前身体却相当健康，甚至大冬天儿的还跑出去打猎，让皇宫上下颇为担心，他也在信中偷偷对自己儿子胤祯提过，自己须发竟然由白转黑，颇有返老还童之迹象。而大将军王得知父亲驾崩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可能！因为就在不久前的来信中，老爸还夸耀自己，牙不好可胃口好，照样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怎么一下子人就没了？
　　但我们同样要考虑到，除去后金时期的努尔哈赤及共和时期的溥仪，清朝剩下的十个皇帝，竟然有七人都是突然猝死，他们之中包括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嘉庆、同治、光绪，而现代考古学也只能证明光绪确实死于政治谋杀，但其余六人的死因仍然成谜，如果再算上同样猝死的那位生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的多尔衮，这个比例无疑还要提高。也许，爱新觉罗皇族本来就有某种可怕的遗传疾病？

　　本文无意追究康熙的真正死因，以及他究竟中意哪个儿子来接班，更对那些令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宫斗心计毫无兴趣，但老皇帝的猝死确实导致许多事情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而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事先很少有人想到的人物，四阿哥胤禛，竟然坐上了紫禁城的龙椅。
　　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仅仅依据他的个人品德去评判政治人物，因为就施政结果来看，比如，从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最终福祉而言，爱新觉罗.胤禛或者说雍正，无疑是清朝诸帝甚至所有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摊丁入亩”、“除贱为良”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存状况，尽管皇帝的初衷肯定不是出于增加民众福祉，而是为了巩固自身起初并不牢靠的统治，百姓所获得的这种好结果，确切地说只不过是副产品而已。

　　再比如，对于百姓最关心的吏治问题，相比他滥好人般的父亲康熙，以及前期嗜杀成性后期又放任横流的儿子乾隆，有着“抄家皇帝”恶名的雍正，确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在他严厉到甚至有些恐怖的高压政治下，贪官污吏整日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使得雍正时期与明初的洪武时期一起，堪称明清吏治最清明的两个时代。
　　尽管如此，但是记不清哪位大神曾说过，各朝各代的老百姓历来只能过两种生活：猪狗般的生活，以及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哪个头头脑脑有本事，把百姓们从猪狗不如的生活中搭救出来，并让他们过上猪狗般的生活，那他们自然会对其感恩戴德。后世极力吹捧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也大致如是。
　　另一方面，就个人道德而言，爱新觉罗.胤禛或者说雍正，恐怕也确实不适合成为普通人的楷模。尽管民间关于他“弑父”的传说很可能并非事实，但“阿其那”、“赛思黑”这些尽管含义尚待明确但肯定不是好话的词汇，竟然被身为天下第一人的皇帝用来称呼自己的亲兄弟，显然不会让大多数有着正常家庭观念的古代人，以及我们这些现代人，从内心感到赞同。
　　而对于功勋卓著的大将军王，雍正皇帝所施加的那些林林种种的恶行，尤其让人觉得心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