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认为，大顺余部和大西余部在抗清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李闯虽建立政权及完整的军政体系，然其处于抗清前线，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转变，仍是流寇本性，打得过便趁火打劫（追赃助饷，大失人心），打不过便逃（北京-陕西-湖广，一溃千里），逃不了便降（降清、降明）。其时，清廷仍未站稳脚跟，以大顺军的军力和战力，若指挥得当，非无一拼之力。然张部则不同，地处西南，远离战火，已接替明地方政府辖制一方。居移气，养移体，气质已发生变化。以马列史观言之，就是完成了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俨然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联明抗清，民族大义有之，阶级观念、忠君观念亦不浅”（http://www.douban.com/note/147063096/）。

　　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中关于大顺军的那部分和顾诚先生的见解大同小异，但是逻辑上比顾诚先生更为通顺。但应当注意的是，大顺建政早于大西，东征燕京之前，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西部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已经先后建立了相对安定的统治。从李自成的施政来看，虽有追赃助饷的暴政，总归比大开杀戒的张献忠“居移气，养移体”多了。而张献忠攻入成都之后，北有马科，东有曾英，西有司马京，南有杨展，基本上处于被围困的战争状态，张献忠的统治，一直就表现为战时恐怖统治，遑论“完成了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俨然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基本上是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占领云南之后才完成的）。“民族大义”有之，但“忠君观念”就说不得了。张献忠及其部下一直以明朝为死敌，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联明抗清，孙可望肯定是没有什么“忠君观念”的（他认为自己才是“君”，丝毫没有把明昭宗放在眼里），李定国、刘文秀表现出来的也基本是“民族大义”，说他们“忠于”明昭宗的流亡朝廷，极为不妥。

　　日期：2011-05-15　17:12:46
　　六十九、鲁王以海监国与“立贤”
　　鲁王以海与绍宗都是疏藩亲王，在辈分上也是五十步笑百步（鲁王以海与光宗同辈）。至于“贤德”方面，倒都是胸怀恢复，均不妥协，这是由于弘光朝廷、潞王常淓一味求和终止灭亡的下场所警醒的。不过，鲁王以海同样没有自己的军政班底。绍宗依靠的郑氏集团至少还积蓄了比较雄厚的实力，鲁王以海所依靠的孙嘉绩、朱大典、钱肃乐、熊汝霖、王之仁、方国安、张名振、郑遵谦等，虽然大多是忠臣，其武装力量组成却很混乱，可以说是“乌合之众”。而鲁王以海“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一方面是由于他没有可以依靠的可靠力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明朝的亲藩制度导致藩王毫无军政经验（从这一点上来看，世宗倒是不世出的天才），唐王鲁王，并无区别。

　　唐王监国称制在先，其实倒是合法性更充足一些。
　　七十、关于明朝藩王的口音
　　张岱本非乱世忠臣，不过他记录的“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倒是少见的明末藩王口语材料。明代藩王封于外地州府，不知宗室人员的口音是否会本地化。按，明朝中叶之后，宦官多为北京周边府州人，如果藩王府邸的宦官由统一调配（似无史料表明藩王能够自行选任阉割宦官），则藩王自幼接触的身边人似也多是北京周边府州人（但是侍女之类，或许会在本地选择采买），无法确定是不是宗藩人员会形成类似清朝驻防旗人团体那样的方言岛。不过鲁藩系太祖系，或许情况与迁都之后的燕王系不同。

　　日期：2011-05-17　11:13:31
　　七十一、唐鲁争立对抗清大局的影响
　　唐鲁争立的时间并不长，主要形式也只是互相指责对方为非法、给对方的文武官员加官进爵。而朱大典、钱肃乐等顾全大局，可以说对鲁王以海的退居藩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加之此时清军锐气正盛，因此对抗清成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一点应当与唐桂争立的恶劣后果相区别。
　　日期：2011-05-21　13:31:21
　　七十二、鲁王以海政权的实力
　　在群藩/群雄并立之时，如果继统的合法性存疑，那么强大的实力就非常必要。而潞王常淓降清后，浙江最为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即被满清控制（吴昜等人的抵抗基本处于游击战的状态）。浙东其它地区相对贫穷，方国安、王之仁等将领也并非远略之才。不过，由于杭嘉湖平原以东以南有许多山区，加之钱塘江可以据险而守，因此割据一方的机会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实际上，鲁王以海政权的军事实力是比较差的，远不如隆武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