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7-02 17: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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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大钱导致物价腾贵，历史上其实已有过不少先例。汉孝文帝时，官家私人纷纷铸造荚钱，钱币小如榆荚，重仅1铢甚至更轻，钱轻物重，结果引起物价飞涨，粟至每石万钱。唐肃宗时，因为朝廷经费不足，于是想到了铸大钱，铸造了当小钱10枚和50枚的两种乾元重宝，结果同样导致物价腾贵，斗米至钱七千。有宋一朝，仁宗康定、庆历年间，为筹措对西夏战争的经费，在陕西、河东等处发行当十大钱，其重量仅为当时流通中的三枚小铜钱，从而引发民间盗铸，钱文币值大乱，导致物价飞窜，公私患之，大家都苦不堪言。

　　殷鉴不远，前朝的经验教训，应该足以引起后人警醒。时为门下侍郎的赵挺之，因为与蔡京政见不合，“极言当十钱不便，私铸浸广”。但赵挺之的反对，仅仅着眼于当十钱的不便，并未指出历史上铸大钱对经济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时为宰相的蔡京，经过前面陕西等地的试点，却是只见其利，未见其害，自认为是英明神武，早已超越了前人，这样的好事，不予以大力实施，还更待何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蔡京通过试点，发现当十钱并没有危害，那是他观察的时间的幅度尚短。这个问题，现代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有过深入的研究。弗里德曼发现，一国货币的发行，并不是马上表现为物价的变化，它的中间有一个滞后期，大约需要12-18个月。宋时商品经济没有现代社会发达，它的货币流转速度，或许更加的缓慢，故而这个中间的滞后期，相应也就会显得更长。
　　朝廷将当十大钱大量铸造发行，这种变相减重的货币，实际上是在其中抽取了“铸币税”，因而当百姓逐渐明白反应过来后，便普遍不愿意接受大钱。其次是劣币驱逐良币，大钱排挤小钱，百姓把小钱贮藏起来，或者将它销铸成大钱，造成市场交易不便，引起民间买卖阴滞，物价通货膨胀。
　　不久，当十大钱的危害便开始显现出来。崇宁四年十一月，尚书省言：“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深虑民间物重钱滥。乞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路并改作当五钱，旧当二钱依旧。”五年正月，尚书省又上言：“当十钱东南私铸甚多，民间买卖阴滞……尚虑民间盗铸不已，其当十钱并行罢铸，仰铸小平钱。”
　　当十大钱，仅仅只用其三钱的成本，便可以搏取七钱的利益，官家效益低下，只能“十得息四”。这其中蕴含的巨大利益，自然会让人嗅出玄机，于是民间私铸者纷纷涌入，一时盗铸成风，这其中本为官府所有的“铸币税”，也就成为了私铸者获取的暴利。
　　对于扰乱帝国金融秩序，胆大妄为的私铸者，官府也采取了雷霆手段。然而，马克思说过，100%的利润，会有人挺而走险，200%的利润，则会有人敢冒着上绞刑台的风险。当十大钱的暴利，吸引大批的私铸者趋之若鹜，根本无视朝廷的威慑。
　　看到当十大钱渐渐显露出来的危害，朝中大臣因此纷纷上言。监察御史沈畸言：“小钱之便于民久矣。……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此盗贼之所由起也。伏乞速赐寝罢。”左正言詹丕远在进对之时，亦与徽宗论当十钱之害。徽宗从善如流，说推行当十钱，本意是为了便民，没想到如今反而成为害民。徽宗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事君以利，只此可见也。”
　　于是下诏罢铸当十钱。
　　大观元年，蔡京复相，在明知道它的危害之后，依然一意孤行，继续铸造当十钱。这一处细节，透露出了蔡京本心的贪婪和凶暴。一个只知道搜刮，为害百姓的宰相，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万世唾骂的奸臣，恐怕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显见盗铸不息，为害滋多”。当十大钱的发行，“即有虚钱，几及两倍，遂致物价增高，奸民冒禁，公私受弊，首尾十年”，导致这一时期的物价，迅速上涨了2、3倍。大观张商英为相，向徽宗痛陈当十大钱的祸害，钱轻则物重，物重则钱轻，建议将当十钱改作当三，以平抑疯涨的物价。然而经济自有它的规律性，当十钱改作当三，依然不能抑制疯涨的物价，它的上涨势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平和下来。

　　日期：2013-07-02 20: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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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宁三年，在铸当十大钱的同时，朝廷还“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发行交子。
　　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流通的纸币，它起源于北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5年)，由成都十六家富商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铺发行的交子，上面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以及交款时填写的面额，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取款的凭证。交子铺收人户现钱，便给交子，街市交易皆用之。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成立益州交子务，将发行交子的权力收归国有，“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正式发行官办的交子。

　　官方发行的交子，据《宋史 食货志》介绍，“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开始发行的数额，每界控制在125万余缗（贯），以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由于对西北用兵，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无钞本交子60万贯，以充实军费。这些无钞本发行的交子，因为无法兑换现钱，后来改为以十三界新交冲抵。此后，朝廷发行的交子，便突破了钞本的约束，开始根据财政的需要，成为朝廷任意发行的法币。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8年)，规定两界交子同时使用，实际上是将流通中的交子增加了一倍，从而引起交子贬值。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因为对西夏的战争，增加交子的发行额，达到188万余贯。由于是两界发行流通，交子增加的实际数额，等于是加倍发行，于是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

　　到了徽宗一朝，启用蔡京为相，一个知道通过铸造当五当十大钱，可以从中牟利的能臣，自然不会漠视交子这个可以无本生利的工具。崇宁时期，由于朝廷的滥发交子，交子的信用已大幅下降，无法再获得大家的信任，于是在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改称交子为钱引。
　　交子变成了钱引，名称虽然变了，可是新瓶装旧酒，它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变化。不久，朝廷又将河、湟边疆的军费，全部依赖纸币发行来解决。没人监督的印钞机，于是满负荷运行，结果钱引的发行额，达到了超记录的2655余万贯。由于是两界发行，这个数目，已相当于神宗以前的42倍。“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超额发行的钱引，结果自然只能是一路贬值。大多数地方，钱引的贬值达到了3/4，有些地区则达到了90%，以致钱引一缗，只能值十来文钱。大量发行的钱引，也造成了帝国金融的动荡，泛滥成灾的货币，引导起物价节节飞涨，结果百姓苦不堪言，民怨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