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行交子、钱引的同时，朝廷还发行盐钞、盐引、茶引、矾引、曲引、铁引、香药犀象引等等名目繁多的钞引，与当十大钱、交子、钱引一样，这些名目繁多的钞引，也是朝廷聚敛财富的工具。
　　比如盐茶钞引，它本是国家垄断专营，商人以现钱购买钞引，然后凭钞引至产地换取盐、茶等实物，运销到各地的凭据。但朝廷在发行的过程中，多存在超额虚发滥发的现象。这些凭空超发的钞引，大量流通到市场，等于是政府超额征收了税赋。这些税赋，经过实物的层层转嫁，最后通过价格，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也必然会导致物价的通货膨胀。
　　北宋末年的通货膨胀，徽宗一朝，从崇宁开始就是持续的，长时间的通涨。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全局性的通胀。徽宗君臣在帝国存在三冗（冗兵、冗官、冗费）顽疾的前提下，崇行奢侈铺张，大搞形象工程、享乐工程，发动对外的连年战争，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财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帝国财政需求的不断扩涨，通过不断扩大信用规模：铸当十大钱、夹锡钱使金属货币贬值，滥发交子、钱引等纸币，盐钞、盐引、茶引、矾引、曲引、铁引、香药犀象引等有价证券，来开辟敛财的渠道。朝廷的恶性透支，过盛的财政需求，无节制的信用泛滥，终于将帝国的经济危害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百姓苦于生计，官民离心离德，最终走上的，是一条惨不忍睹不归路。

　　日期：2013-07-02 21: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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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宁三年十一月，诏罢科举：“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凡试礼部法并罢”。读书人入仕为官，由之前的通过科举考试，改为学校升贡，各地的州郡解试及礼部的省试，也一并同时罢废。
　　对于行之有效，立国之初就已采用的科举制度，为何此时作出这么重大的改革，徽宗在诏书中，似乎有所说明：“欲考士素行，以绝幸冒，务得实材。然虑州县未能奉承诏令，人未劝向，尚有遗逸。致多士未尽在学。或艰於考选校定，所取上舍、内舍生不敷额数，或学宇卑陋，食饮疏薄，未足以称朕教养待士之意”。
　　看徽宗诏书中的意思，似乎是要加强学校教学的作用，彰显自己的“教养待士之意”。
　　促使徽宗罢废科举，改由学校升贡取士，史载这一重大决策，是出于蔡京的建议，“时虽设辟雍太学，以待士之升贡者，然州县犹以科举贡士，蔡京以言”。对于蔡京的建议，徽宗言听计从，“罢科举三年岁贡法，成三舍天下教养人”。虽然后来也曾间行过科举，但是由学校升贡取士，前后一共绵延了十六七年，直到宣和三年，才又恢复了科举旧制。
　　宋朝自开国以来，共展开了三次兴学，到徽宗崇宁三年，官学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范仲淹“庆历兴学”，设立州县学，对太学和国子学进行了改进，太学的屋舍得到扩大，讲官博士人员也有所增加，学校的教育规模，得到了迅猛发展。
　　王安石“熙宁、元丰兴学”，对太学教学进行了重要改革，颁行了太学“三舍法”。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学生入学太学，首先进入外舍，成绩优良者通过考核升入内舍，内舍合格再升入上舍。上舍生中学行优秀者，可由主判推荐至中书省，直接授官任职，不必再接受其它的考试。太学三舍的生员的名额，额定为外舍700人，内舍200人，上舍100人；元丰二年则扩增至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

　　三舍法的实施，将太学的升级考试与科举融合到了一起，改变了科举取人与学校教育不一致的矛盾。王安石设立经义局编审经学教材，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注释和讲解，称为《三经新义》，作为全国统一的经学教材。学校彻底成为了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成为了朝廷培养选用人才，控制士人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
　　蔡京“崇宁兴学”，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规模。崇宁元年，徽宗下诏在京城南郊营建辟雍，作为太学的外学。辟雍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共建有房屋1872楹，诸路贡士初入太学，首先在这里参加学习。外学细分为四讲堂、百斋，斋列五楹，一斋可容纳三十人。不但太学的办学规模，比之前更加庞大，三舍生员的名额，也扩增至外舍3000人，内舍600人，上舍300人。
　　与前两次兴学不同的是，崇宁兴学在全国普遍设立了地方学校，建立起了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
　　据罗靖《杂记》记载：至崇宁三年，崇宁兴学“为士二十一万馀员，为屋九万二十馀楹，费钱三百四十万缗，米五十五万馀石。”政府的大规模兴学，对普及全社会的教育，提高基层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为它加强控制，禁锢学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蔡京建言罢科举，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从源头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士大夫的控制。

　　蔡京对士大夫的控制，这方面在史书之中，也有着不少的记载。政和二年（1111年）四月戊戌，“诏士无得兼习史学”。
　　自崇宁兴学以来，蔡京打着绍述新政的旗号，加强对士大夫的控制。蔡京在太学及天下州县官学，大力推广王安石的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县学生要想选考升州学，州学生三年之后升太学，都必须先通过相应的考试。至于太学生想入仕为官，那当然是更不用说。不学蔡京指定的王安石新学，自然也就断绝了晋升入仕的大好前程。
　　蔡京的这种作法，天下士大夫们议论纷纷，“至政和之初，公议不以为是”。一些人借着历史，谈古论今，对时政不免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这就让执政者，尤其是身为宰相的蔡京大为不满。“夫《诗》、《书》、《周礼》，三代之故，而史载秦、汉、隋、唐之事。学乎《诗》、《书》、《礼》者，先王之学也；习秦、汉、隋、唐之事者，流俗之学也”，仗着手头控制的行政资源，蔡京对这些“反动”势力的叫嚣，及时予以有力的打压。蔡京派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上言，最后由徽宗御笔定调：“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为通儒。今两思之，纪事之史，士所当学，非上之所以教也”。蔡京对士大夫们釜底抽薪，全面禁止他们兼习史学，进一步剥夺了他们的权利。

　　蔡京罢相以后，一时对士大夫们的控制无能为力，于是其间的中外学官，多有以时政为题，作策士的考试。蔡京再次复相以后，他的仙游老乡，提举淮西学士苏棫向他献言追查各地学官的策卷，“校其所询，以观向背”。苏棫的谗媚“自售”，受到了蔡京的重视，通过考量策问，不但能摸清个人的政治倾向，还能看出是否和自己同心同德。蔡京由此对教育系统做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清洗，因为策卷试题，最后被定罪、停职、夺职的学官，前后达到了3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