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7-03 18: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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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罢科举其间，蔡京还向徽宗上言，实施了八行取士的政策。
　　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徽宗下诏“以八行取士”。所为“八行”，即为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於朋友为任，仁於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在这八行之中，“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如果诸士中有显著的八行事迹，或为乡里所闻，可以通过耆邻保伍向县府申报，县令、佐审察之后，可延入县学；考验合格，真实不虚，则可向州府申报。如果诸士八行全备，则可以随时贡入太学，免试为太学上舍生；如果通过司成以下的考核，确认不是虚报假冒，则可向尚书省申报，“释褐命官，优加擢用”。

　　与八行相对应的，是八刑：不忠、不孝、不悌、不和、不姻、不睦、不任、不恤。一个人如果不忠不孝不悌不和，那么“终身不齿，不得入学”，基本上可以说是与仕途无望，终身只能下贱为民了。
　　八行八刑，原则上似乎是在提倡道德教育，改善社会风气，“孝悌兴则人伦明，人伦明则风俗厚，而人材成，刑罚措”。然而八行取士政策的施行，却出现了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一些人为了冒滥妄进，“如亲病割股，或对佛然顶，或刺臂出血”，通过自残来让人称之为孝；而一些地方，则将“写青词以祷，或不茹荤，尝诵佛书”，也谓之为孝；“或尝救其兄之溺，或与其弟同居十馀年”，谓之为悌；有少女贫不能自养，娶而养之于家为善内亲，穷汉收而教之为婿，为善外亲，这样的人之常情，也归类睦姻二行；又有荒年有富家以粥食饥，而谓之为恤。有人为了利益，通过自残来达到目的，而官员为了实现政绩，将一些人加以包装，滥竽充数，一时各种奇异现象，令人目不暇接。

　　而一些掌握职权的官吏，则将它演化成徇私谋利的工具，“乃借八行名称，纳之学校”。一些放荡不循规矩，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官宦富家子弟，因此得以博取功名，“及八行科立，专以八行全偏为三舍高下，不问内外，皆不试而补，则往往设为形迹，……至於请讬徇私，尤难防禁”。官员之间请讬徇私成风，蔚然成为一时风气，引领着朝政和社会的走向。
　　从崇宁三年的罢废科举，“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朝廷取士取消了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硬性指标。一些掌握着士人升迁的官员，以及太学的学官，手中就拥有了更多自主裁决的权力，对士人的升迁，也就有了更大的随意性和个人主观性。八行八刑的实施，蔡京这样的官员，又把它当成了打击异己，培植亲信的有效手段，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蔡京崇宁兴学，公开倡导王安石的新学，名义上是摒弃邪说统一思想，实际上是“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是蔡京“更持政柄，无一人立异，无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谋也”。

　　蔡京为相，前后十八年，取人用人，一直是他为人垢病一大因素。他在崇宁三年推行的科举改革，对之后的朝政风气，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蔡京为相时期，虽然禁止有关官员会见宾客的“禁谒法”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废。士大夫们奔竞成风，纷纷为登门晋见而忙碌，每遇休沐日（即官员的休假日），便携带名帖自早到晚，奔走在权贵的门下。为了得到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升官梦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早已将士大夫的名节，看得一钱不值。

　　这一时期，由于奔竞成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词汇，如“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谓之‘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谓之‘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谓之‘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谓之‘摆踪’”。
　　普通的士大夫，要想见到位高权重的“贵人”，简直是谈何容易，充其量也只能是在《见客簿》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而已。但这样的拜谒，也是有价值的。朱彧《萍洲可谈》记载，“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能够每天早到，日日争得第一，似乎不难让人理解，但是累月经年，长时期的风雨无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契而不舍的毅力？蔡京有一日翻阅门下的《见客簿》，对这位朝士的举动，心中大感“异之”。于是将他召来，当面作了一番考察交谈，发觉“可听”，确实有真才实学，于是举荐到相关的部门，“遂荐用至大官”。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位朝士用自己契而不舍的精神，终于敲开了荣华富贵的仕途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