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7-22 10:34:30
　　《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西藏之缘》
　　（中）《狂热的圣战者》（完）
　　根据清朝史料记载，为了准备这场战争，清军集结了十万人马，在兵力上构成了对噶尔丹的绝对优势。
　　他们兵分两路，皇帝的哥哥、和硕裕亲王福全被授予抚远大将军头衔，皇长子胤禔为其副手，二人率主力大军出古北口；皇帝的弟弟、和硕恭亲王——此恭王非后世那个赫赫有名的奕訢，这一世系仅传了一代就降级了——常宁，则领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与多罗信郡王鄂札为其副手，三人率另一路人马出喜峰口。
　　清军总帅自然是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同时，由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人参赞军务。但不幸的是，七月十四日康熙由北京出发，途中却突患重病，到了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四日，身体实在挺不住的皇帝不得不从河北隆化半路返回京师养病，大军的指挥权也被迫移交给了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事实证明，对于清军主帅的人选，病重的皇帝在仓促之下，很可能做出了一个糟糕的决定。身为顺治的第二个儿子，尽管福全是活下来的顺治最年长的皇子，但尤为难得的是，他却是一个毫无野心的王爷——据说福全小时候，顺治问他将来的志向是什么，小朋友实话实说：“愿为贤王。”显然对自己的职业定位相当准确，并不想与那张大家都争来抢去的龙椅有什么瓜葛。
　　因此，康熙与福全这哥俩儿从小到大感情都很好，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皇帝频繁对这位兄长委以重任——只不过，皇帝眼中的这些“重任”，对福全而言，恐怕带不来多少能力上的提升。比如，在孝庄太后随孙子康熙去五台山朝拜时，她的另一个孙子福全便负责全程事务的打理；再比如，当孝庄临终前，获得与皇帝一起照顾老太太殊荣的，便是这位裕亲王，为此，康熙还专门下旨表扬他，并“令皇长子及领侍卫大臣送王归第”。

　　翻诸史料，此前福全所承担的那些所谓重要工作，大多与此类似。显然，这位王爷是个没有篡位野心、对工作任劳任怨的老好人，深得皇帝信任。但是，在这个决战前的关键的时刻，派一向萧规曹随、没什么主见的福全代理自己的统帅权，康熙有可能真地是病糊涂了。
　　其实，即使以宗室皇族而论，尽管多铎、岳托、勒克德浑等名将早已不在人世，但除了雄才大略的康熙自己以外，爱新觉罗家此时也不缺乏军事人才，比如康亲王杰书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位王爷是礼亲王代善的孙子，按辈分算是康熙的堂哥，他在三藩之乱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华，不仅亲自率军平定了耿精忠，而且还大胜郑经并将其赶回台湾，同时收复了厦门、金门、铜山等被郑军占领的失地。

　　只不过，康熙对自己这个堂哥似乎颇为忌惮，记得在一部辫子戏中，说是顺治临终前本来是要立杰书为帝的，只是被孝庄老太太篡改了遗诏，才使得八岁的玄烨登上了皇位。在这部戏里，后来在三藩之乱的最危及时刻，康熙甚至亲自与杰书摊牌，说甘愿把皇位让给杰书，只要对方能保下爱新觉罗的江山，而杰书则被皇帝的大度深深感动，发誓从此不再觊觎大宝。
　　尽管是戏说，但这对堂兄弟之间大概确实不怎么和睦，而杰书本人在三藩之乱后也一直处于被打压修理的状态，不仅再没有获得过重要差事，而且还被皇帝借故“夺军功”甚至“罚俸”。不过，即使重病在身造成脑子进水，但一代雄主毕竟并非真正的昏君，在从隆化返回养病的途中，清醒了一些的康熙大概突然意识到此前的安排不妥，于是立即下旨“命康亲王杰书率师会福全”，让他俩共同执掌统帅权。

　　可惜的是，杰书率军刚刚出了张家口，乌兰布通的战斗就结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90年）八月一日，准清两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战后第三天，康熙终于收到福全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抚远大将军宣布我军大胜，就连敌酋噶尔丹本人，甚至也很可能死于乱军之中：
　　“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外，事关大败贼众，谨以奏闻。”
　　战报中“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应该指的就是前文所说佟国维在兄长阵亡后“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的事迹了。就这样，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依仗着猛烈的炮火支援，具有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清军，逐渐完成了对准噶尔军的包围，这些狂热圣战者的末日，似乎已指日可待。

　　不过，如果参考第三方史料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福全宣称的胜利似乎颇为可疑，起码说并不彻底。比如，当时正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Joachim Bouvet——汉名为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了这场战争，他写道：“皇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也就是说，清朝赖以成名的八旗铁骑最后被迫退出了战斗，而康熙是清楚这一点的。

　　另一位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Jean-Fran ois Gerbillon——汉名为张诚——则写道：“厄鲁特王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很熟悉，下了决心，在离北京城大约八十里格的地方迎战。这个王所占的地形极为有利，他虽然缺少象帝国军队那种配备优良的大炮，军队的人数也少，但他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迎接对方的挑战。开始时他的前锋受敌方的炮击损失甚重，这迫使他改变战斗部署。由于他布防在大沼泽后面，皇帝的军队不能包围他。他非常勇敢地进行防御，直到夜幕降临，各方才都收兵回营。”

　　这里的“里格”，是欧洲一种古老的长度单位，各国标准不一。英国的“里格（League）”通常定义有两种，陆地上为3英里约4.828公里，即大约等同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海上定义为3海里约5.556公里。而法国的“里格（Lieue）”，则定义为10,000至14,400法尺，约3.25至4.68公里不等。
　　如果这两个传教士的记载不存在偏见——事实上他俩当时都算是清朝官员，立场肯定更亲近清军而非准噶尔——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准噶尔军根据战场地形构建了坚固的阵地，战争开始时在清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准军确实损失严重，但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并未崩溃，仍有力量反击，甚至迫使清军退出战斗，此后双方仍处在相互对峙中。
　　而训练有素的准噶尔火枪手给八旗将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甚至导致康熙对军事训练进行了改革，将以往依靠人海战术的的密集冲锋队列进行适当分散，以适应滑膛枪时代的新形势，对此白晋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
　　尽管两败俱伤，但这场战斗结果，对双方的意义却并不一样：噶尔丹一方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他不可能在清军的主场内蒙古长期作战，而清军一方虽遭重创，但兵力仍相当雄厚，增援的各路人马正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合围。
　　因此，即使噶尔丹在战场上真地不落下风，乌兰布通之战对他而言，也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公元前280年，在与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一场战争中，罗马损失六千兵马及一名执政官。但胜利者皮洛士也损失了三千五百人，其中大多为难以补充的精锐，难怪皮洛士无奈地说：“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可能就没有军队了。”后人于是称这种得不偿失的胜利为“皮洛士式胜利”。
　　面对清军逐渐合拢的包围圈，噶尔丹必须要考虑撤退的问题了，可问题是，面对数倍于己虎视眈眈的敌人，他想撤就能撤得了吗？
　　按照清史记载，就在战斗的第四天，准噶尔军即将总崩盘的前夜，一个神秘的僧侣突然造访清军大营，他自称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特使，有要事求见清军主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一场波谲云诡的骗局就此开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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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西藏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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