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7-24 11:56:59
　　《铁血活佛——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西藏之缘》
　　（下）《血腥的同学会》（1）
　　来人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学生——六世济隆活佛，“济隆”据说是西藏人对出家的王室子弟的尊称，有佛前侍者之意，大概说他是达赖喇嘛面前跑腿的弟子。济隆活佛也称达擦活佛，因其前世活佛曾在西藏昌都修建了一处名为达擦的修行地而得名。到了公元1793年，八世济隆活佛当上了西藏的摄政王，驻藏大臣海兰察在拉萨城郊磨盘山南给他建了座新寺庙，乾隆皇帝赐名“卫藏永安寺”，藏语谐音为“功德林”，因而该活佛体系在民间通常被称为功德林活佛。

　　其实，五世达赖喇嘛早已于八年前的公元1682年圆寂，他生前苦心培养的继承人、精明强干又雄心勃勃的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为了继续假借五世达赖之名统治西藏，便一直秘不发丧，因此六世功德林活佛其实是桑结嘉措派来的，所谓达赖喇嘛的使者，只是个神圣的幌子。换句话说，这位活佛其实是噶尔丹的同学，而桑结嘉措也是。
　　六世功德林活佛有一项旁人难及的特长——辩经。“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侣特有的学习方式，他们通过互相问答辩论的形式来应用所学的经书知识、训练思维能力和培养演说才能。
　　辩经大多在户外露天的广场举行，僧人们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多种辩论组合，问者站立，答者席地，由问方厉声喝问，答方必须马上回答。公元1675年，在拉萨传昭大法会上，六世功德林活佛以极其精彩的辩论技巧，博得众僧的团团喝彩，名声传遍卫藏各地，深得其师五世达赖喇嘛的喜爱。
　　就在清准两军这即将决定最终胜负的时刻，西藏最著名的辩经高手六世功德林活佛突然以五世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出现在清军大营，他施展口吐莲花般的绝世辩才，成功忽悠得清军主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网开一面停止进攻，从而使得已濒临绝境的噶尔丹逃出生天。
　　按照福全事后对康熙的奏报，这位活佛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了七十多个徒弟一起帮腔。六世功德林说，博硕克图汗也就是噶尔丹是误听了小人之言，因此才深入清准边界，他的部下因无知而抢掠了人畜，确实犯有严重错误。
　　不过嘛，活佛话锋一转，圣上是一统宇宙的英主（这头衔比金三胖都拉风啊），而博硕克图汗也就是个小部族的头目，他哪里敢与皇帝对抗呢。只是因为喀尔喀蒙古人从中挑拨离间，噶尔丹才头脑发热，一时间犯了糊涂。

　　六世功德林认为，现在噶尔丹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不想让朝廷交出罪魁祸首由自己惩治了，他只想请圣上答应，把准噶尔方认为有战犯嫌疑的几个喀尔喀蒙古首脑交给达赖喇嘛处理，这样大家就都有台阶下。
　　福全当然不会答应，他说，喀尔喀蒙古人就算有罪，那也是皇上自己去处置，哪有因为噶尔丹动动舌头，就把他们交给达赖喇嘛的道理！你既然跑过来bla-bla-bla，大谈双方的传统友谊，那你能保证噶尔丹在休战期间不趁机逃跑，也不掠夺我境内的人民群众吗？
　　面对着抚远大将军的质问，功德林活佛大拍胸脯，赌咒发誓说皇上大德大量仁义无双，噶尔丹一直在面壁思过，以充分领会陛下休征罢战的和平精神，怎么还敢抢劫清朝百姓呢？他还保证说，以佛祖的名义，在双方和平谈判期间，准噶尔军肯定不会乘机逃跑。
　　面对这位辩经高手的如簧巧舌，此前很少有军旅经验的福全王爷，颇有些六神无主了。最后，他终于同意，为了体现皇帝陛下的好生之德，我答应你的请求，让各路人马暂停进攻。不仅如此，抚远大将军还好人做到底，给了功德林活佛一道手令，无论哪路清军见到此令，都必须照办：
　　“我军遇厄鲁特即行掩击，必然之势也。我等仰体皇上好生，许汝所请，当各发印文一道，与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汝执此往，不论遇何路军兵，既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击也。”
　　其实，福全并非不知道噶尔丹诡计多端，但连日的苦战让清军也疲惫不堪，这位没有经过大场面考验的主帅终于受不了下令停战，从而给了准噶尔军突围的绝佳机会。事后福全这样向康熙辩解，他说噶尔丹的话虽不能全信，但这些天对方老派人过来乞和，显然其境况也颇为窘迫，如果现在打的话，敌人凭借着坚固的阵地死守，我军伤亡必定惨重，还不如假意同意讲解，等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乌喇（也就是现在的吉林省吉林市）、科尔沁蒙古等地调集来的大军到达后，各路人马再发起总攻，一举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福全认为，噶尔丹其实中了自己的“欲擒故纵”之计。

　　可惜的是，事实证明抚远大将军不过是自鸣得意。就在和谈成功的当天夜里，还没等包围的清军反映过来，全部准噶尔军就迅速地脱离了战场，他们“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度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就这样，噶尔丹通过急速撤离，成功地甩开了大队清军，蛟龙入海猛虎归山般跑进了广袤的外蒙古。
　　而福全完全没有料到这一手，他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并没有做好防范敌人突围的军事部署，当他终于醒悟过来，已经再也追不上了。尤其严重的是，据说当准噶尔军撤退时，抚远大将军给功德林活佛下达的那道手令却成了噶尔丹的护身符，沿途的清军见令后都不敢追击，从而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容逃脱。这一决策失误的后果还不仅如此，噶尔丹撤退途中曾大肆劫掠，仅克什克腾旗三佐领就被“抢去羊二万余，牛马一千余”，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闻听噶尔丹逃脱的消息，重病卧床的康熙大帝仰天长叹，并对贻误战机的福全无比愤怒，此后终其一生，皇帝再也没有委任裕亲王任何重要职务。而乌兰布通之战的结果，也成为这位英主心中永远的痛，即使多年以后，他仍一直对因自己身体欠安而丧失战机后悔不已：
　　“竟中贼计，致噶尔丹遁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得亲至其地，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
　　但其实，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军最后也没有占到便宜，因为他们在归途中遭遇了大瘟疫，导致其损失比在战场上严重得多，史载“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遭此大劫，噶尔丹丧失了大部精锐，此后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能力，只能在清准之间的外蒙古，强打精神与康熙勉强掰一下手腕了。
　　乌兰布通之战的真正得益者，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第三方势力，它就是沙皇俄国。当时，清廷在取得两次雅克萨战役胜利后，正着手与俄国就划定边界进行谈判，而俄国在与瑞典的北方战争中无法脱身，本无心在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持强硬态度。但在具体划界时却正赶上噶尔丹入侵，由于担心噶尔丹与俄国联合，甚至俄军趁火打劫直接武装入侵，康熙被迫作出重大让步，最终双方确定以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部分的边界线，清廷不再坚持对外兴安岭以北的待议土地——其具体面积说法不一，从二十五万到四百万平方公里不等——拥有主权，这就是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而俄国则承诺不再支持噶尔丹。

　　战后的农历十一月，震怒不已的康熙下令追究福全等清军将领的指挥责任，其罪名便是“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众将纷纷被降职、罚俸，就连乌兰布通之战的大英雄佟国维也不能幸免，被连降四级，史载他“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
　　要知道，福全可是康熙的亲哥哥，佟国维更是康熙的亲舅舅，皇帝对他们尚且如此处理，他对罪魁功德林活佛咬牙切齿的痛恨，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位功德林活佛怎么会跑到准噶尔大军中的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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