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9-08 15:05:02
　　5.明朝和清朝（1368年~1911年）
　　如果明朝有高效廉洁的税收体制，那么也会挺过白银紧缩的难关。很遗憾，明朝没有正确的财税观念，也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税收体系。
　　正确的财税观念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向百姓收取足够的“民脂民膏”，然后把钱花在百姓需要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上），恰恰是服务型政府的一种“劫富济贫”的义务。今天，发达国家的纳税额度都很高，因为国家需要大笔税款用于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然而，朱元璋把向百姓收税看成是“管理型政府”的一种罪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因此，明朝的税负非常低。正常年景全国竟然只有400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仅够维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根本无力投资像兴修水利一类的公共服务。

　　财税观错误，当然也就没有正确的财税体制。明朝由各地县令负责收税。那时县衙里的官吏很少，工作压力很大。明朝税收以农业税为主。因为农业税的收取成本是最低的。胥吏只要拿着官府的土地账簿，向村里的甲长要钱就可以了（明代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保甲制”）。老实巴交的农民，对税吏不敢多言。所以，每年能够收取200多万两的农业税。
　　而工商业者流动性大，税款还特别不宜核算，商人又多是狡诈强豪之人，对收税反应激烈。明朝后期曾发生过收税的太监被杀死的事件。而且，科举制的实行，让出身商人家庭的举子大量入朝为官。形成商人集团代言人“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等都出身商贾之家。这些官僚也是向工商业收税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工商业尽管利润巨大，收税却非常低。江西省一年的茶税，在东林党的操纵下，一年竟然只有17两！月港、澳门两个主要外贸港口，每年各自仅有2万两关税。无论古今中外，盐税都是最重要的税收。“大农课盐析秋毫”，可是明朝全国的食盐只有1/3被课了税，2/3的市场被私盐占领。盐税损失严重，每年只有130万两税收。皇帝每次试图提高工商业税率，东林党就会跳出来满地打滚。对工商业的税收，与其惊人的利润不成比例。而朝廷只看到了对工商业收税的困难，而没看到对农业收税的危险。

　　税率低不等于百姓负担低。为了养活衙门里的胥吏，各地政府巧立各种名目来敲诈勒索。包括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火耗，鼠耗，雀耗......纳粮以后，向京师或九边运粮的费用也由纳税农民承担。一路上因为老鼠、麻雀损失的粮食，都由官府提前收取。有一些潜规则很可笑，比如“淋尖踢斛”。老百姓向官府交粮食，在称量的时候，官吏会向容器踢上几脚。撒出来的谷物，不许农民扫回去，由官吏们私分。明朝最高效的税务官，竟是万历皇帝派出去的太监。

　　无法开源，那就节流吧！如果明朝政府没有太大的财政负担，那么明朝也可能挺过这一段萧条。可是冰冷的历史，哪有那么多“如果”？明朝末年，恰恰正是用钱的时候，开支直线上升。尤其以供养皇族、九边军费为最。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让明朝财政焦头烂额，政府终于破产。
　　朱元璋对自己的后代特别慈爱。立国之初，朱元璋规定所有皇子皇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皇族都由国家供养，无须为生计发愁。一生都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皇族自十岁起就开始领十分丰厚的工资，结婚的所有花销、死后的丧葬费都由政府负担。藩王还用各种方法占有大量土地。皇族土地的总面积，天启年间已达5000万亩。山西全省的好地，几乎全为皇族所占。河南土地“半入藩府”。福王朱常洵还得到了四川的盐税，而这笔钱原本是重要的军费来源。

　　由于皇族不得从政，也不能从事任何职业，生儿子就成了他们的主业。因为多生一个儿子，就能多领一份钱粮。“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皇族中生几十个儿子的很常见。庆成王朱济炫竟生了100多个儿子。从朱元璋的26个儿子开始，明朝朱姓皇族的人口开始迅速膨胀。按徐光启的记载，在1412年男性皇族人数只有127人，到了1567年有大约45000人，而1594年已达到103000余人，至1604年约有130000人。而《明实录》记载的皇族人数还要多一些,1596年就已增至157000余人。无论如何，朱姓皇族人数明末肯定超过15万人。

　　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成百上千倍的增加。嘉靖二十三年，全国田赋收入总数为2200万石，其中三分之一用在了皇族身上。山西、河南两省的田赋，竟然只够本省皇族所需禄米的一半。这些皇族像十几万只大老鼠，吃穷了明朝百姓，是明朝经济的极大负担。
　　明朝初年采用卫所制，与唐朝的府兵制基本相同。国家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军籍的家庭去耕种，军户家的男子平时务农，占时打仗。军队的粮食自给自足。朱元璋曾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样的用兵制度成本很低，但是是以牺牲士兵利益为前提的，所以不能长久。到了明朝中叶，70%的军户都逃走了，世兵制已遭破坏。为了保证军队的兵源，朝廷不得不改用募兵制。向社会招募职业军人，终身参军，定期发给饷银，士兵不再种地。后来的戚家军、关宁铁骑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募兵制下的士兵待遇非常丰厚。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募兵，每人年饷银为10两，到北方蓟镇后，募兵年饷增至18两。所以，采用募兵制以后，军费负担直线上升，增加了明廷的财政困难。正德年间，全国军费大约43万两，明代中期平均是59万两，但嘉靖后期九边年例银已达270万余，隆庆年间，约280万两，到万历初年则达到300万余两，万历中期则为380余万两。到崇祯初期达到450万两。1592年，明朝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激烈交战，粮草不算，花费白银583.2万两。1618年起，满洲首领努尔哈赤在辽东反叛，明朝每年耗银400万两以上。明廷财政入不敷出，发生了严重困难。

　　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气候波动所带来的自然灾害。自1600～1642年，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也是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科学家研究明末的气候纪录和花粉化石，认为这一段期间的年均温应比现在低约0.5℃左右。以冬季常年无雪的广东为例，明代末年大雪竟会连下6到8天，平原山谷都被冰雪覆盖，且年年如此。科学家曾证明，地球表面温度如果下降3℃，将使大气中的水汽减少百分之二十，而导致降雨的急剧减少。故明朝后半期旱灾极为严重，1637至1643年之间，西北地区发生了几百年来都十分罕见的旱情。《陕西通志》记载：“熹宗天启二年至思宗崇 祯二年，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祯六年西安旱灾，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