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亲王封国有约20个，实力有强有弱，王子有贤有无德，在下手的顺序上，齐、黄二人意见不一。齐泰的意见，是先削燕，因为“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强者既去，弱者自然披靡，不在话下。而兼任翰林学士的黄子澄则顾及到师出有名的问题，他说：“周、齐、湘、代、岷等王，在先帝时，多行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诸藩之罪，宜先从周王始。”他特别强调：“燕王预备已久，轻易难图。周王，是燕王同母之弟，削去周王，等于剪除了燕王的手足。周王既去，燕王可图矣。”

　　黄子澄说“周王是燕王同母之弟”，是朱棣身世之谜中的一条关键证据：因为燕、周如果同母，则燕王必非嫡出。朱棣的身世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我们来讨论黄子澄之见高不高明？建文帝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他的一番高见，平心而论，却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他说燕王早有异志，轻易难图，若先削周王，等于去其手足，则燕王可图。这是什么逻辑？好比街头小孩子结伙打架，那一伙儿的孩子王厉害得很，这边便商量：我们把那家伙上幼儿园的弟弟揍一顿，他弟弟挨了揍，就好收拾了。于是这边一伙，抛开主要对手，一起去招呼幼儿园的小朋友，结果益挑其兄之怒，狂怒着来复仇，拳头更猛更烈了。

　　黄子澄所见，不就是如此吗？周王并没有什么实力，他即便是与燕王同心同德的亲弟弟，差不多也就是幼儿园里一稚童，剪他不剪，有甚干系！
　　今天我们作事后观，建文帝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结果失败了，似乎朝廷下了一步臭棋；然而，问题在于，假若朝廷采纳的是齐泰的建议，也未必一定就能成功。
　　决定成败的因素非常之多，并非只取决于削藩的步骤。当战争开始后，黄子澄所预言的，以天下之众临一藩王，胜败轻易能分的局面，并没有如期望的形成，从建文元年七月以后，朝廷与燕王鏖战几4年，不仅没能击溃燕王，自己却被拖垮了，终不免于倾覆。朝廷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洪武以来造成的外强内虚的局面造成的。
　　不管怎样，在削藩之初，朝廷一个接一个的废黜诸王，行事却是非常顺利，一个虚假的有利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建文帝。
　　日期：2013-08-12 15:05:26
　　周王朱橚是一位有名的药学家和文学家，却是一个很不合格的父亲，竟养出汝南王朱有勋这样一个猪狗不如的儿子。朱有勋告发父亲“不轨”，看起来是大义灭亲，其实是因为与兄弟之间的矛盾，他对父亲积怨已深，又探知朝廷要跟亲藩过不去，就立刻跳出来，与父亲划清界限，做坚决的阶级斗争。他本是次子，与王位无缘的，他指望着朝廷一旦将父亲拿下，说不定会令他这位大功臣继承亲王之位呢！

　　可惜朝廷正在大讲孝道，恢复古礼，虽然朱有勋是一位再妙不过的污点证人，却不会同意这样一位身上有莫大污点的人堂而皇之去君临一国的。朱有勋算是失了算。
　　朝廷在接获朱有勋的黑材料后，毫不迟疑地动手了：先是假意发诏，命曹国公李景隆率兵备边，道出于开封，突然围住王宫，将毫不知情的周王捉拿归案。随即削去其王爵，贬为庶人，将其父子分别徙往云南蒙化等边地。不久又将他取回京师禁锢起来，在随后而来的暴风疾雨中，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朝廷采取的是顺藤摸瓜的手法，由周王的案子，再牵连进其他王子。曾几何时，周王是锦绣堆里打滚的角色，突然下吏，朝廷有没有“逼供信”我不知道，但肯定采取了严厉的恐吓手段，把周王吓得半死，由他的供词，朝廷很快掌握了代、湘、齐、燕等王不法的证据。
　　下一个便轮到封于山西大同的代王朱桂。如果按照“去燕王手足”的思路来看，代王与燕王既是兄弟，亦为连襟：代王之妃是燕王妃的妹妹，都是徐达之女。但代王两口子的关系并不好，代王有意冷落她，徐妃生了重病，也拒绝探视。徐妃的遭遇引起宗室成员的同情，代王的一个孙子甚至上奏朝廷为她鸣不平，请求朝廷敕令代王好生对待徐妃，勿要太薄于夫妇之情。
　　代王亦非善类，他有着朱家的遗传病，性情非常暴虐，即便到了老年，还时常带着儿子，穿短衣小帽，袖中藏着锤子斧头，在闹市中杀人，或诱骗军民妇女入宫。而徐妃的所作所为，也不像大家闺秀，她是个恶毒的大醋缸，代王宠爱两名侍女，她嫉妒得要命，竟然令人往侍女口中塞粪，在她们身上刷满油漆，再浑身敷上药膏，令她们肌肤溃烂。二人如此恶行，也算是同类了。
　　代王劣迹非常多，如何处置他，翰林学士方孝孺提议从宽，请以德化导之。一代大儒方孝孺，现在是建文帝的老师和顾问，也是建文朝新政的主要规划师。
　　建文帝听纳了他的意见，没有将代王“下吏见官”，而是责令他离开封国，到四川与他同母哥哥蜀王朱椿同住。蜀王素有贤名，希望代王有样儿学样，迷途知返。但代王还未入蜀，朝廷已改变心意，转而将其就地监禁。
　　另一个贪虐成性、劣迹昭彰的齐王朱榑，也被人讦以阴事，旋即被召到京师，拘禁起来。代、齐二王，不久都被废为庶人。

　　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就在周、代二王相继落马之时，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上书，将宗藩问题半掩的面纱掀开，对如何继承作为“祖制”的分封制度，进行了首次的政治检讨。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放过狠话：祖训不许擅改一字，若臣下劝上违逆祖制，应视为奸臣，加以灭族之刑。言犹在耳，朝臣不会忘记，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如今的“后洪武时代”，那些话谁也不会放在心上，而削藩已是新朝君臣的共识。虽然朝廷没有公开讨论藩封政策，而削藩已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了。
　　高巍看到皇帝削藩之心太急，他担心欲速不达，像西汉景帝一样，因为骤然施行晁错削夺之策，引起天下大乱。他建议效仿汉武帝的推恩之令，将西北诸王的子弟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的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他同时建议，皇帝应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遣使馈问，诸王之贤者加以褒赏，对于不法者，“始犯则容，再犯则赦，三犯而不改，则告宗庙削地而废处之”。朝廷若这样做，诸王“宁有不服顺者哉”！

　　现在看来，高巍的建议是非常有远见的。但遗憾的是，年轻的建文帝以及他雄心勃勃的辅臣们，并没有意识到朝廷的虚弱，以及行事过骤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对于高巍这个看起来迂缓的策略，他们没有兴趣。

　　削藩的步伐反而加快了，建文元年四月，岷王朱梗也被人告发不法之事，被削其护卫，废为庶人，迁到福建漳州，监视居住。最惨的是湘王朱柏，他的罪状是伪造宝钞和擅自杀人，先是降敕切责，然后遣使率兵到荆州府去逮捕他。湘王是个性情高傲的人，他说：“吾闻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我身为高皇帝之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仆隶之手而求活乎！”遂阖宫自焚死。这已是朱元璋第二个自焚的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