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0-8 12:49:00
　　前言——家祭如何告乃翁
　　受一些专家学者的误导，两宋的“积贫积弱”观念深植于国人心底。其实，此说大可商榷。差强人意的是，人们也知道两宋是中国帝制时代民族意识高涨的历史时期。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扰。
　　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927～976）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在顺利夺取了后周政权之后，开创了赵宋王朝。
　　赵匡胤代周虽是武人发动的一场不流血政变，但他却冀望自己建立的帝国长治久安，已经隐隐显露出了追求文治的政治倾向。但帝国草创，开拓之事仍需仰仗武夫。所以，赵匡胤在位之时，五代重武的风气仍依然加以了保留。赵匡胤采取的是文武并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理念。

　　可惜的是，就在赵匡胤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不明不白的于“烛影斧声”中，为后世留下了千古难解之谜。
　　大体的讲来，两宋的文官政治保守性，是开创于赵匡胤的继承者——赵光义（939～997）！
　　得位不正的赵光义在继位之初，就向世人宣称：自己要继承乃兄遗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赵光义这样说，也是如此做的。他在位期间，专注于免蹈五代覆辙，注重堵塞政治体制方面的漏洞，新君这样做，看似与保守没有干系。
　　事实上，继位后的赵光义也确实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但他却是个眼高手低的家伙，尤其是对于军事一道，与赵匡胤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等到对辽两次用兵铩羽而归，赵光义自己也中箭受伤。从此，产生严重“恐辽”心理的他只好实施消极防御战略。当南面试图恢复李唐对交州的管辖化为泡影之后，赵光义终于心灰意冷了。军事失利，但他也看清了边患暂时不足以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于是转而将精力投入到了内政及文治的建设方面！

　　明明是倾向于对辽妥协，他却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我解嘲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攘外必先安内”，其由来也久矣！
　　在他大力提倡之下，科举制在宋太宗年间得到长足发展。
　　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宋王朝发达的文官政治。直至今日，东西方文明仍未能超越宋人开创的“精英政治”智慧。宋王朝对整个世界文明的重要性据此可见一斑！
　　日期：2012-10-08 12:49:17

　　文官政治，对政治的稳定与文化繁荣无疑具有深刻之影响。然而，物极必反，赵光义有意的崇文抑武，造成了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缺失，军事萎靡不振。
　　可悲的是，赵光义运筹于九重之中，致败于千里之外，欲对辽求和而不可得。
　　他的愿望终于在宋真宗一朝实现了——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萧太后（即萧绰、小字燕燕，953～1009）与辽圣宗（971～1031）母子二人亲自率军大举南侵。十一月底，辽军兵临澶州城下。
　　兵者，不祥之器也。辽朝大军倾巢南下，因不善攻坚，所以有意绕开了宋军重点布防的坚城，悬军深入的辽军其实已经犯了兵家大忌。
　　如果宋人坚壁清野不战，然后出奇兵批亢捣虚，辽军极可能折戟黄河北岸。

　　辽军的战略部署虽然并无高明之处，但宋廷的表现则更加不敢让人恭维了——镇守边关老于兵事的杨六郎（杨继业、杨令公之子）敏锐的察觉到了辽军的破绽，提议：“契丹顿澶州，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幽、易数州可袭而取。”对于杨延昭的正确建议，鼠目寸光的宋延表现却是“奏入，不报。”
　　杨延昭人微言轻根本不能左右整个战局，主帅北面都部署王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
　　宋延畏敌如虎，参知政事王钦若（962～1025）、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961～1017）提议“南幸”。关键时刻寇准（961～1023）、毕士安（938～1005）力排众议，反对畏敌避战。真宗（赵恒、968～1022）无计可施，只好硬起头皮御驾亲征。真宗亲临前线，宋军士气高涨，辽军前锋大将萧挞览（？～1004）被宋军射杀。战争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宋廷倾斜，但宋真宗却一心想着化干戈为玉帛。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宋廷与辽廷终于达成史称“澶渊之盟”的城下之盟。
　　宋真宗以屈辱为代价换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自此之后，宋廷朝野上下进入文恬武嬉的状态。为了弥补心底的缺憾，宋真宗不惜装神弄鬼，尊崇道教，伪造天书，挥霍民脂民膏，粉饰太平。宋廷举国上下掀起造神运动，“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政治上更趋保守！
　　宋仁宗（1010～1063）在位期间，传统盟邦辽廷趁宋廷深陷与西夏战争的泥淖，落井下石、大敲竹杠。
　　经历百年的培养，宋统治者优礼士大夫终于得到了丰厚回报。军事不振，引的宋士大夫阶层自觉精神高涨。民族意识昂扬之下，士人不但喜谈兵事，更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琢磨“富国强兵”之道！
　　日期：2012-10-08 12:49:46
　　士大夫中的杰出人物范仲淹（989～1052）与王安石（1021～1086）等人痛感于百年来政治上的“因循苟且”与“侥幸一时”，敢为天下先，开出了变法图强的济世良方，对宋帝国展开了自我救赎。
　　然而，积重难返，百年以来形成的保守官场，宋廷多数官员沉浸在得过且过的染缸日久，没有了大气魄与大器识。这些官员虽无大局观，却不乏小聪明与小伎俩。他们发扬了士人的劣根性，怯于公战却勇于私斗！置国家公益与百姓死活于不顾，自己不成功，却破坏他人成功；自己无策救国却竭力阻止别人努力。

　　改革，势必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为反对势力太过庞大，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收效甚微。宋人展开的生产自救终告失败！
　　王安石之后，国事更是江河日下。就连宋仁宗不思振作、缺乏行政效率之政也成了值得缅怀的美好时光。
　　然而，宋王朝经济却迎来了最为繁荣昌盛的一个时期。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稳定发展，至宋徽宗（赵佶、1082～1135）在位时候，国势进入了“太平极盛之日”。史称，“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宋王朝的经济总量攀上了一个令世人眩目的高度！
　　经济繁荣的表面掩盖了背后的深刻危机——和平百有余年来，宋廷“不识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