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5-29 07:41:48

　　3.2.2 灵帝卖官
　　接着我们来说说“卖官”。按《皇后纪》的记载，是董太后在窦太后（窦妙）逝世（172年）后上台，然后教儿子去卖官换钱的。我们去翻史料，记载刘宏卖官的时间是光和元年（178年）和中平四年（187年）两次标价。
　　①范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
　　②范书《灵帝纪》：是岁（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段史料的背景环境。
　　熹平六年（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夸下海口，说破鲜卑易如反掌。当时东汉政府正苦于多年被鲜卑侵犯边界，年轻气盛的刘宏不顾蔡邕等人的反对，下诏派夏育、田晏、臧旻三人领兵分三路去打鲜卑，结果被檀石槐（鲜卑首领）打得一败涂地【《五行志一》：先是鲜卑前后三十余犯塞，是岁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将南单于以下，三道并出讨鲜卑。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三将无功，还者少半。】。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原来这次讨伐鲜卑出征时，掌管国库的大司农都拿不出军费来，只好从地方征调军粮，结果还打输了。
　　中平四年（187年）正是全国叛乱的最高峰，发生叛乱的地方有凉州（韩遂、马腾）、荆州长沙郡等三郡（区星、观鹄等）、扬州庐江郡（黄穰）、幽州与冀州（张纯、张举）、并州（南匈奴）、冀州与并州（黑山军），连天子脚下的河南荥阳也有黄巾残余势力发动叛乱。
　　可以想象：这两次卖官政策出台的背后真相是军费消耗巨大，国库空虚！刘宏被迫搞卖官来改善困境，虽然是饮鸩止渴，但是又简单有效。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同时刘宏卖官也是为了中饱私囊。
　　日期：2015-05-29 12:55:17
　　再者，在史界有这样一种论调，是说当一个政权一旦出现了“卖官”现象，就是一种快要亡国的信号，这个逻辑思路是“卖官→腐败→亡国”。我觉得，这个逻辑思路固然可行，但对任何历史时期的卖官问题还是要客观、理性分析，而不是用偏执的方式快速作出判断。

　　《魏略》（陈志《夏侯玄传》裴注引）载：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司马懿）与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夏侯）玄代济，故不能止绝人事。及景王（司马师）之代玄，整顿法令，人莫犯者。
　　这就是曹魏政府（魏明帝曹叡执政时期）的“私人卖官”现象，蒋济、夏侯玄担任护军时都无法禁止，直到司马师上任后才被禁止。我们能因此判断：曹叡执政时期的卖官现象是导致曹魏亡国的原因之一吗？显然，后世史家谈及“曹魏禅让于晋”时，个个都去分析司马氏家族的发展情况，根本就没人在意这件事。
　　实际上，从封建社会时至今日，卖官现象是一直都存在的，无非是私人或者是公办的。如今的史书上成了“私人卖官”嘲笑“公办卖官”是“亡国之举”，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论调。
　　而出现“公办卖官”的原因，一般都意味着国库空虚。例如清朝末年，朝廷开始卖官，就是因为被列强瓜分，赔款各地，乃至和太平军对抗，都拿不出钱来，只好干脆撕破脸皮，直接由官方来搞卖官。
　　“公办卖官”的好处就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不像某县长给了某市长多少钱，结果某市长拍屁股走人，县长也没能调到市里去，只好吃个哑巴亏。如果把钱交给中央政府，这位县长大人就可以放心等着收升官任命书了。
　　日期：2015-05-29 20:53:33
　　在刘宏执政时期，先后有段颎、张温、崔烈、樊陵、曹嵩等人花钱买到三公之位的【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傅子》：灵帝时牓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颎、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除了段颎是个武人（将领）出身，曹嵩是宦官之后，其他三人都是出自名门世家，而崔烈又是最出名的，留下了“铜臭”的典故。
　　在崔烈之后（185.3-），陆续登上三公之位的还有：邓盛、张延、许相、杨赐、丁宫、马日磾、刘弘等人。这些人有史可查的都是名士！除了杨赐是刘宏老师之外，其他人我是不敢打包票说他们没有掏钱。
　　名士花钱买三公，他们的动机根本是出于期望能够提高整个家族的名誉地位。这样与他人说上一句：“我们家族里可是出了三公的！”——啧啧！倍有面子！其实说回来，崔烈只不过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被人诟病，染了“铜臭”味。等再往后，世家名士们都纷纷掏钱买三公了，大家都有“铜臭”味了，公平了也就没有了非议。
　　很多人会认为卖官会导致贪腐。我觉得这个观点必须具体分析。
　　例如，在前文（3.2.1宦官敛财）介绍的孟佗与张让。孟佗并非世家（至少史书上没说他祖宗八辈出了哪个名人、高官），介绍他就只用了四个字：资产饶赡。用现代网络语言来说，他就是个土豪。孟佗通过花钱得到张让赏识，再通过张让的运作而当上凉州刺史。他凭借这样的手段当上高官，没人能担保他不会成为一个贪污犯。但请大家注意，就算此时没有“卖官”，孟佗的计划还是能够成功的，因此，此时腐败的根源应该是“宦官政治”（宦官干预官员选拔）。

　　再看曹嵩，他一无政绩，二无声望，按既定的“举荐制度”他是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担任三公的机会的。但他就是靠砸钱贿赂宦官，获得尚书台的举荐机会，再交钱上任【范书《宦者列传》：（曹）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这也是宦官干预官员选拔的明证。
　　刘宏虽然搞“卖官”，但并未破坏根本的“举荐制度”，官员的任命仍然需要经过尚书台的选拔，而真正破坏“举荐制度”的是“宦官政治”——是宦官在干扰尚书台的选拔工作。所以说，“卖官”只不过是汉末官场腐败的催化剂罢了，并非可当做主因。
　　综合看来：刘宏执政时期的“卖官”是有门槛的，而不是普通人只要有钱就能随便买到任何官职，按照前文列的史料记载，普通人花钱只能买到“关内侯、虎贲、羽林”这种低阶侯爵和官爵，若想担任要职，还是必须得通过宦官这条捷径。

　　有人会问，难道那些花钱买官的世族就不会影响“举荐制度”吗？他们就不会腐败吗？是的，都是人，他们就一样会的。但必须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史书是士人写的。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