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帝之后，黄巢着手草创新政权。对于曾经的私盐贩子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具体地说，黄巢面临着三大令其相当头痛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治国就是治吏”，换个角度说，建国的第一要务是“抓人做官”。——这不是开玩笑，对于靠造反起家的黄巢而言，人才确实是个大问题。
　　起义军有不少人才，但擅长的是打家劫舍，绝大部分大字不识一个，给他一份文件，能数清楚字数就算是文化人了。能做文官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尚让算一个，做了“第一宰相”（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也算一个，做“第二宰相”（太尉兼侍中）。
　　宰相有了，但没有下属也不行。俩光杆司令坐办公室里，除了对骂，啥也干不了。再说了，晚唐的宰相是四个，新政权当然不能落后，可这数还没凑够呢！
　　“自己人”不够用，这兵荒马乱的开科选士也不现实，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继续录用唐朝的官员。鉴于这种情况，黄巢下达了一道命令：唐官三品以上停任，四品以下照旧做官。
　　命令有了，但收效远远未达预期。滞留在京师的官员中，极个别“二愣子”选择自尽，大部分向南逃亡找朝廷，没来得及跑掉的被一刀剁了，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官员向黄巢投降。曾经帮黄巢传话的浙东观察使崔璆（后被罢免，混迹京师），还有原尚书右丞杨希古，同时被任命为“同平章事”，补足了宰相的缺，其他归附的官员也各有任用。
　　虽然没有“官心所向”的阵势，但俗话说“人多不洗碗，鸭多不下蛋”，起义军就控制着巴掌大的地盘，有这些人也足够了。
　　第二个问题，这些官员是否可靠？
　　“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是对关圣人的褒奖。对于投降黄巢的官员而言，觉悟不会这么高，说他们“见风使舵”才更贴切。黄巢得势时，他们官服一换，坐收政治红利。一旦有点风吹草动，临阵倒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相对于文官而言，武将的风险系数更大。这些拥兵自重的人向起义军投降，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至于将来拥护谁，关键要看自己获益多少。如果拥护谁都亏本，那就踢开朝廷单干！
　　第三个问题，比较俗，但很现实：国家的钱从哪儿来？
　　黄巢大起义，说好听一点是起义，说直白一点就是流寇。流寇最大的特点是：下一顿吃什么，得看打到哪里去。打到北京吃烤鸭，打到重庆吃火锅，要是打到塔克拉玛干，只能啃沙子。
　　根据地？没听说过！

　　黄巢这股“流寇”打到京师长安，吃顿饱饭不愁，但要一直吃饱饭，还要维持新政权的运转，这就比较难。起义军与其说是占领长安，倒不如说是被官军铁桶一般地困在长安，财源、兵源都很成问题，唯一的倚靠只有王重荣控制的河中地区（今山西西南角）。
　　黄旗到底能打多久？部将纷纷表示质疑，黄巢自己心里其实也没底。
　　日期：2013-09-02 20:59:05
　　官员数量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不可靠的问题，缺少解决的切入点。黄巢能解决的，而且也是必须尽快解决的，是财政的问题。
　　官府要发工资，部队要发军饷，朝廷还要搞建设。由于关中战乱，百姓纷纷躲进山谷，留下一片荒野，长安粮食价格暴涨，更别提有什么税收了。黄巢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去河中找王重荣，要钱、要粮、要民工。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这一来二去的，王重荣火了：你是我亲爹还是我干女儿，凭什么没钱就找我要？
　　黄巢就是一个“无底洞”，看如今这个阵势，前途实在比较渺茫，不堪重负的王重荣决定反水。
　　王重荣一反，黄巢急眼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拔氧气管吗？还让不让我活了？

　　为了对付王重荣，黄巢派了两个人，一个是堂侄黄邺，一个是朱温。后面这个人，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
　　朱温（852—912），宋州砀山人，幼年丧父，排行老三。为谋生计，母亲王氏去邻近的萧县做了佣工，带着三个儿子寄居在富户刘崇家里。
　　朱家这三兄弟性格迥异，老大朱全昱耿直木讷，最适合的职业是种地和放牛。老二朱存要调皮一点，力气也大。小儿子朱温则是最不省油的灯，平日里好吃懒做，又恃强凌弱，到处欺负人，三天两头挨刘崇的揍。邻人都极其厌恶“痞子”朱老三，只有母亲王氏对他怜爱有加，毕竟是小儿子嘛，人之常情。至于史书说王氏早就看出朱老三不是凡人，所以倍加溺爱，那纯属扯淡，牵强附会的“贴金”之言，不足为信。

　　黄巢起义后，朱温怂恿两个哥哥入伙，朱全昱不是造反的料，愿意待在乡下种地放牛、照顾老母，只有朱存、朱温两兄弟跟着起哄去了。
　　后来，朱存战死在广州，留下两个子嗣，朱友宁和朱友伦。朱温久经沙场，一直坚守到现在，是黄巢部将中的“老资格”。
　　为什么要特别说朱温呢？熟悉五代史的读者应该知道，不熟悉的也不要紧，我先告诉你。二十多年后，朱温成了大唐王朝的“终结者”，也是五代的开创者——后梁的开国皇帝。

　　此时的朱温，年仅28岁，已是黄巢的爱将之一。不过，尽管朱温后来相当辉煌，但眼前的状况是，他跟黄邺合兵攻击王重荣，却被打得大败而归。
　　王重荣乘胜在渭水北岸构筑防线，并联合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在长安北部与黄巢军形成对峙。
　　黄巢被迫退而求其次，任命朱温为招讨使，往长安的东南方向扩张。广明二年（881年）三月，朱温率军攻占邓州，控制荆州、襄阳通往长安的道路，严防官军偷袭。
　　※　想说“勤王”不容易

　　起义军在长安艰难立足，形势极不乐观，官军也有了新的动向，一场恶战似乎在所难免。
　　此时，“流亡朝廷”还滞留在兴元，李儇象征性地吹响了“集结号”，号召全国各路官军出兵勤王。
　　李儇的这声“集结号”是否管用呢？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
　　要说不管用吧，很多官军还真的听从号令。虽然实力最强的高骈按兵不动，但其他官军还是有动作的。代北行营都监陈景思最积极，率部从山西北部千里赴援。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仇公遇、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结成“勤王同盟”，合兵逼近长安。郑畋被任命为宰相，兼任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全权负责收复京师事宜。

　　要说管用吧，军队来是来了，就是听不见枪响，大家就蹲在京师周边干耗着。
　　如此尴尬的局面其实并不奇怪，根源就在于各大实力派的投机心理。他们的原则只有一条：在保存实力的前提下，争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这种投机心理的具体表现是这样的：
　　——起义军风头正劲时，处在黄巢刀锋下的立马倒戈，离得远的“不持立场”、隔岸观火。
　　——黄巢迟迟打不开局面，倒戈的心猿意马、适时反水，离得远的开始蠢蠢欲动。
　　——“流亡朝廷”垂而不死，正是抢夺“复国之功”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