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0-24 13:40:05

　　关于禅位
　　世事变幻、白云苍狗，宋高宗在撂挑子之后仍然悠闲自在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八十一岁的高龄死去。（赵构的年龄在华夏帝王中也算是高寿了，“祸害活千年”此言不虚。）
　　赵构禅位于赵昚（音SHEN)，可是孝宗的皇帝做的一点儿也不轻松。赵昚在位二十七年，其中到有二十五年受到了赵构的制约。
　　赵构出尔反尔，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退居二线之后，他仍对国家大政指手划脚，一遇重大事件，就多方掣肘，横加干涉。知道孝宗锐意恢复，赵构不满道：“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
　　见孝宗“自此不敢复言”，内心却不以为然，赵构只得郑重其事的告诫道：“一旦北伐，女真不过是一场无关痛痒的胜负而已；而南宋则是关乎生死存亡之事...”
　　有宋一代的皇帝多擅长书法，在中国专制历史，历代皇帝书写《孝经》最多、最著名的，就是宋朝。御书《孝经》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正是宋高宗赵构！
　　令人吃惊的是——赵构书写《孝经》，是应臭名昭著的秦桧再三请求。此次御书《孝经》影响巨大，波及整个南宋统治区域。先是，下诏诸州以御书《孝经》刊刻石碑，赐给现任官及在籍学生。以至于有善拍马屁者将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绍兴议和的成功，也归功于赵构御书《孝经》。
　　《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照例是皇太子的必读书。入宫三十多年的孝宗，对《孝经》一书耳熟能详。之所以在身后被谥为“孝”，确实是名至实归。孝宗的“孝”完全符合儒家要求，对赵构言听计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赵构的良苦用心收得奇效，赵昚确实是个难得的“孝顺”儿皇帝！见太上皇说出如此话来，只好打消了恢复的念头。
　　元人对此感慨再三道：“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廷之孝，未有若帝…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内禅后的赵构相中了秦桧从前的府第，重又大兴土木将秦府改建成一座新的宫苑，更名为德寿宫。经过数次改建、扩建的德寿宫，亭、台、楼、阁、厅、堂、假山、园苑、奇花异草一应俱全。孝宗命人在宫内开凿大池，将西湖水引入其中，为大龙池，旁筑万岁山，“拟西湖冷泉、飞来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
　　德寿宫的豪华富丽甚至超过了大内宫禁，人们习惯称皇帝居住的凤凰山皇宫为“南内”，新建的德寿宫则尊称“北内”。赵构离休金每月是四万贯，是当时南宋太师级别官员（月俸最高者）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的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逢年过节，孝宗另有“孝敬”：银五万两、钱五万贯是“常例”。
　　赵昚对赵构可谓竭尽孝道，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尽力满足赵构的骄奢淫逸的需求，而且在军国大政上委屈求全。

　　赵昚的“孝”绝不是作秀作出来的——即位才三年，“隆兴”的年号即改成了“乾道”。
　　读史可知，改元建号作为传统的纪年法和帝王个人统治的重要标志，一向受到专制统治者的重视。透过改元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
　　两宋的年号在许多时候是政策走向和执政纲领的指南，如宋高宗继统，建元建炎即是重振火德，延续宋祚之意。孝宗皇帝将年号由“隆兴”改元为“乾道”，无非是昭告世人，从此之后，自己的“北伐”情结暂时告一段落，历史开始进入“顺应天道”的新时代。
　　天道是什么？
　　天道幽远、人道迩——在孝宗的心底，无非是按高宗的既定方针办，不改苟安国策而已。

日期：2012-10-25 13:57:14

　　淳熙元年（1174年），主战派中坚分子——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任上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随着张浚、吴璘、虞允文的相继去世，主和派官员彻底把持了朝政。
　　南宋年号改为“淳熙”，年号的每一次的更改，都是统治集团内外政策相应作出调整的信号。孝宗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年号“隆兴”，不仅仅是年号，而是一种高昂的信心！此后，年号虽然更改为“乾道”，孝宗皇帝却仍在默默地积极备战，念念不忘恢复。虞允文的离世，孝宗顿失强援，锐意进取之心逐渐消磨殆尽，转而变的暮气沉沉。
　　孝宗生不逢时，外有金世宗统治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宋廷无懈可击；内则有太上皇赵构多方掣肘，又无重臣竭力支持北伐之议。
　　对此情形，后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
　　史载，虞允文死后，孝宗皇帝再无肱股之臣襄助北伐之事，万般无奈之下“用兵之意弗遂而终”。

　　“淳熙”年号的确立，表明南宋的内外政策再次发生位移：从此，南宋君臣共同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歌舞升平之中。
　　孝宗皇帝吸取了此前秦桧擅权的教训，转而将精力转移到了“躬揽权纲”与相权博弈方面。充满疑忌之心的孝宗，在位期间采取频繁更换宰相的办法来限制相权。史称，“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
　　孝宗以为：用人之弊，在于人君乏知人之明，宰相不能择人。他总结了宋初以来的政治经验教训：“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进而想出了解决之道——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戳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
　　有别于其它封建帝王的惰怠，孝宗皇帝是过于勤政了。南宋从孝宗朝开始，宰相不再由一人说了算，圣明天子出于对朝臣的猜忌，开创了左右两个宰相的人事格局。即使是对恢复北伐寄予厚望的重臣虞允文，孝宗将他擢为左相的同时，不忘将“与虞允文可否相济，不苟同”的参知政事梁克家任命为右相加以制衡。
　　这种政治格局，既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便之处。频繁的更换宰臣，彻底结束了高宗一朝以来的权相政治，对防止大臣结党营私，加强皇权有一定意义。
　　宰相不得久任，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它既挫伤了部分有能力贤相的积极性，同时也出现了职责不明，龙多不治水的情形。
　　孝宗自以为得计，哪知却弄巧成拙：不信任宰臣，转而借重近习，造成了朝堂上下小人弄权的局面。再加上孝宗的勤政，表现在理政太细、太烦琐，事必躬亲的结果是令朝中大臣无所适从。
　　孝宗的勤政不是作秀，史称“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
　　时间一久，习惯了孝宗皇帝如此“勤政”的朝臣产生了严重依赖心理，事无巨细，全靠孝宗一人拿主意。不但是朝臣少了历练，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就连孝宗也感觉疲惫不堪。
　　每天将自己搞的辛苦异常，这样的皇帝做起来实在是无趣。很快，孝宗皇帝在心底开始厌烦烦琐的政事。他心底萌生了禅位于太子的念头。令孝宗沮丧的是，这个时候赵构不但健在，而且牙好、胃口好、吃嘛嘛香，活的相当之滋润，一时半刻根本没有“挂”的迹象。孝宗没有办法开这个口。

　　人生如白驹过隙，疏忽已经是淳熙十四年（1187年），这年十月，赵构病逝。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的悲痛万分。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规矩，决定真的服丧三年。
　　此番孝宗的表现并不完全是孝，而是他准备借守孝之名退居二线。这次的孝宗一反从前作为，他决定发扬民主，听取朝臣们对此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