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0-26 13:11:43

　　淳熙十五年冬，退朝之后，孝宗皇帝特意“留二府赐座”（至宋太祖朝之始，宰相在朝堂之上就没有了坐而论道的特权）孝宗婉转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史载“从容喻之倦勤之意”，婉转地提出“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
　　见天子准备撂挑子给太子，“诸公交赞”，大家已经习惯了孝宗的“一言堂”。见孝宗主动说出了要内退的话，众人不假思索的顺着孝宗口气称颂他父尧子舜、圣虑深远。
　　这时候，垂了头、沉默不语的知枢密院事黄德润引起了孝宗皇帝的注意。见他并没有随声附和众议，于是点名问道：“卿意以为如何？”
　　黄德润略一怔忡、坐直身子，不安地望了一眼身周诸同僚，沉声道：“皇太子圣德原是当得起此重担的，只是、只是...”

　　孝宗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不由心下惴惴，催促道：“只是什么？卿家只管讲来！”
　　黄德润象是下了巨大决心一样，二目炯炯地望着孝宗回道：“李氏不足母天下，还请陛下慎思之！”
　　孝宗闻言，面上“愕然变色”。黄德润虽然没有直接对禅位太子一事表示反对，但说太子妃李氏“不足母天下”，显然是含蓄的对孝宗禅位之事表示反对。
　　见孝宗面上变色，沉吟不语，黄德润索性扯破窗户纸道：陛下如果坚持禅位，微臣不敢奉诏。只是，陛下终有一日会思及微臣今日所言。再想见臣，‘亦不可复得矣”！

　　竹筒倒豆子一样说完这些话，见孝宗面上青白不定，众臣面面相觑也是作声不得。黄德润立即起身退出大殿，坚决请辞。
　　史载，“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资政知谭州”。
　　黄德润明白，自己说完这些话，从此就无法立足朝堂了。当务之急，必须离开是非之地，激流勇退或者还可以独善其身。
　　孝宗并没有将黄德润的谏言放在心中，当初立赵惇为皇太子时候，朝中就有不同声音，现在有人反对禅位于太子，也不足为奇。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迫不及待地将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惇，自己退居重华宫（赵构所居“德寿宫”更名为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赵惇即位，史称“宋光宗”。次年，光宗改元为“绍熙”，意思是合绍兴、淳熙之政治纲领，表明自己仍要高举高宗与孝宗二帝的旗帜，坚定不移的按既定方针施政。
　　南宋历史进入新纪元。
　　其实，自己的儿媳是个什么货色，孝宗心底明白的很。之所以急着撂挑子给儿子，更有重要原因——
　　宋淳熙十六年正月，金世宗去世，其孙完颜璟即位，史称“金章宗”。新君即位，按惯例，宋廷必须要遣使庆贺。
　　要命的是：依照宋金“隆兴和议”中的规定，年过花甲的宋孝宗必须称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金章宗为叔叔。叫年纪相仿的金世宗为叔叔，孝宗还能勉为其难。再去叫叔叔的孙子为叔叔，孝宗情何以堪？
　　年迈的他想为宋帝国与自己稍存体面。
　　孝宗孜孜求治二十余载，“宴寢不忘者，兴复之举”。形势不利要议和，形势有利也要用金钱、土地换取平安，年年向金廷朝贡，金朝国使来了，孝宗要起立答礼，所有的一切已经让孝宗悲愤不已。
　　爷爷和孙子同是孝宗皇帝的叔叔，这辈分太过混乱不说，一想到自己必须要称呼一个二十啷当的毛头小伙子作叔叔，这种羞辱是他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让儿子去称金章宗为叔叔，看似这种尴尬与孝宗无关，其实从辈分上来看，从称金世宗为叔叔，变成了爷爷。怎么算账仍然是乱了辈分！
日期：2012-10-26 13:21:19

　　两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王朝，宋代文化既有对汉、唐文化的继承与吸引，也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出新。两宋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对宋后的华夏文明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王朝，国人却并没有予以严重关注。世界研究宋史的研究中心居然是日本，这让每个中国人情何以堪？
　　有日本学者提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对此说，中国学界并不认同，他们宁肯相信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起于明末，而不是数百年前的两宋。事实面前，我国学者砖家也不能否认唐宋之际确实是有明显的社会转型迹象。
　　——这种无法令砖家学者无视的变化之一，就是宋代的政治制度。宋代政治制度有着它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明显变化，黄仁宇认为“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有理由相信，这“其他各代”自然也包括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
　　个人以为，宋的开明政治，正是源于崇兴文教的基本国策。有宋一代统治者无不注重教育，不断完善科举制。经历百年积淀，发展至北宋中期之时，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逐渐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然而，两宋毕竟仍是专制集权时代，自然会有他政治上的不足。文化环境如此宽松的两宋，也有文字狱。也因为政治氛围的宽松，两宋的文字狱案，有着异于其它王朝的情形。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就非常有代表性。更因为案件的当事人是旷世奇才苏轼，所以乌台诗案也成了震惊朝野的一起文字狱！
　　文字狱本来是政治干预“文字”的产物，它并非产生于宋。最早的文字狱见载于《汉书》卷六六《杨恽传》，西汉宣帝之时，杨恽只因为写下了“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的诗句，就被罗织为讥毁时政，遭遇了腰斩的厄运。此后，类似的诗案很难再见到。
　　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初，并没有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策。在经历了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积累之后，在第四代仁宗在位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终于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宋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创者之一，正是两宋第一人范仲淹。史称，“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的经济蓬勃发展，使得儒学在北宋年间有了长足发展的基础，再经范仲淹等人大力提倡，终于形成了新的儒学——宋儒学！范仲淹为首的新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领域是对原始儒学的回归。
　　简单的把宋儒学视为理学，则是对宋学的误读。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言论在规范君臣关系方面，正是体现了孔夫子的原意与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基本思想。苏轼做为北宋年间士大夫的佼佼者，更是对宋儒学身体力行。

　　有宋一代，士大夫已经认识到“天下者，非天子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其具体表现则是形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苏轼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之下，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意识。
　　至北宋仁宗年间，由于台谏官员习于攻讦诋毁，文网渐密，文字狱始盛。
　　苏轼一生经历了有宋一代数个文字狱，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进奏院狱案”，他有幸因年幼没有赶上这趟浑水；宋神宗年间，他却不幸成了文字狱的主角。他的挚友读了他的一些寄寓政治情怀的诗词之后，担心他因文字而获罪，劝戒他要加小心，三思而后行。苏轼虽然感激朋友们的善意提醒，行事却仍然我行我素。
　　没有几年，朋友的担心就变成了事实——苏轼身陷囹圄，成了阶下囚。有关乌台诗案的专家考证及文学作品不少，事情经过大体并无异同，只是真相究竟如何，却迷雾重重。不同的人对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真相被有意误读、曲解也可以理解。
　　在乌台诗案之中，宋神宗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李定等人为什么要整苏轼？
　　苏轼是如何在狱中与专案组斗智斗勇的？

　　沈括真的诬告了苏轼吗？
　　苏轼是咎由自取吗？
　　苏轼确实有影射朝政的主观故意吗？
　　本栏目将为您做出详细解答！
　　敬请关注本周五倚栏观史之——《再谈乌台诗案及文字狱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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