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3-03 19:33:10
　　※　朝政堪忧
　　“负能量”将艰难起步的后唐搅得乌烟瘴气，作为“正能量”代表人物的郭崇韬，又会有怎样的一番殊死抗争呢？
　　郭崇韬这个人，前面说过，有一定的水平，但跟朱温的“头号谋臣”敬翔、阿保机的韩延徽比起来，确实差一大截。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郭崇韬确实有些勉为其难、赶鸭子上架。
　　后唐草创之初，郭崇韬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

　　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争相派人到开封、洛阳递交“投名状”，既表明归附的态度，顺便拉拉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嘛。温昭图是提着赵岩的脑袋来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绝大多数人的“投名状”，说白了还是钱。
　　郭崇韬身居枢密使之职，是李存勖的头号幕僚，军阀们当然趋之若鹜。面对这样的情况，郭崇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照单全收！
　　来者不拒，并不意味着郭崇韬贪财。他对身边人坦言，自己是后唐重臣，工资不少拿，外快对他而言毫无意义。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助长贪贿之风呢？
　　个中缘由，郭崇韬也讲了，他是这样说的：“伪梁之日，赂遗成风，今方面藩侯，多梁之旧将，皆吾君射钩斩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为吾人，坚拒其请，得无惧乎！藏余私室，无异公帑。”
　　郭崇韬认为，贪贿成风，这是梁朝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理论上讲，应当禁止，但历史存在惯性，得从长计议。我不拿他们的钱，他们不会安心，各地军阀不安心，国家就会滋生变乱。
　　这就是郭崇韬的逻辑，看似无奈之举，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收了军阀的钱，他们就能安心吗？
　　其实，军阀是否安心，跟收不收他们的钱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看李存勖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方式。有吃有喝又没有生命危险呢，咱就跟着干，如果他“不仁”，不是撕破脸皮“削藩”就是搞阴谋诡计，那咱就反他娘的。

　　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郭崇韬收了军阀们的钱，自认为既能稳住各路诸侯、又为中央增加收入，可谓一举两得，但他还忽略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李存勖能经受住金钱的考验吗？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不多余。李存勖恢复宦官制度之后，宦官们提出了一项建议，将中央财政分成两拨。正常的赋税是一拨，归入“外府”，由租庸使司管理，官员发工资、国家搞建设、军队发军饷，都从这儿划拨；藩镇进贡的是一拨，归入“内府”，专供禁宫使用，包括玩乐、赏赐等等。
　　“外府”的钱要负担整个国家，“内府”则专供李存勖一人，很快就造成了“外府”枯竭而“内府”山积的局面。
　　有一次发军饷，“外府”实在没钱了，郭崇韬就找到李存勖，说能不能从“内府”拨一点出来救救急。李存勖一跳八丈高：凭什么？那是老子的钱！
　　郭崇韬也急眼了，什么你的我的，你就认得钱是你的，怎么忘了天下也是你的？你不能搞双重标准啊，天下的钱给你用，你的钱就不能给天下用？

　　好说歹说，李存勖同意给点儿，还是从查抄李继韬的私产中拨出来十万缗，塞牙缝都不够，搞得军中也怨声载道。
　　——千辛万苦培养了一个吝啬鬼，郭崇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
　　除了助长贪贿之风、培养吝啬鬼以外，郭崇韬在为官方面还有两大严重缺陷：圆滑不足、唯门第论。
　　郭崇韬是朝廷重臣，不可避免地要跟伶人、宦官、后宫各方面势力打交道。老郭又是个急性子，刚性有余、韧性不足。
　　有的官员犯了错，郭崇韬坚决要惩办，朝廷的关系原本就是错综复杂，难免有伶人、宦官出面说情。面对这种情况，对“负能量”深恶痛绝的郭崇韬向来是硬生生地顶回去，该怎么惩办就怎么惩办，甚至可能罪加一等。
　　其实，铁面无私没有错，但原则性往往需要与灵活性相结合。“治大国如烹小鲜”，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爆炒”。
　　如果说“圆滑不足”还可以理解为“刚直不阿”的话，那么“唯门第论”就纯属无理取闹了。
　　郭崇韬选人，首先考虑的是门第，战功、政绩得往后面排，而且从来不给别人面子。话说一次选官，其中一人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但郭崇韬就是不用。别人找上门来问个究竟，郭崇韬便直言相告：“我知道你有功劳、有能力，但就是出身贫寒，没法用啊，官场上都是名流，你怎么混？”（深知公功能，然门地寒素，不敢相用，恐为名流所嗤。）
　　这话要搁现在，如果遇到脾气暴躁的，抬手就能给丫挺的两个耳刮子。这不是找抽吗，装什么大瓣蒜！
　　郭崇韬如此“矫情”，其实跟他的身世有关。
　　有一次，郭崇韬、豆卢革几个人在一起闲扯。豆卢革突然问郭崇韬，说你老家是雁门，郭子仪祖籍也是山西，你们是不是一家的啊？郭崇韬也实在，说自己家好像是跟郭子仪同宗，数下来是第四代，但家谱因战乱遗失，无法考证具体的宗亲关系。
　　豆卢革大为惊骇，还考证啥呀，能跟郭子仪扯上关系，那可大发了！既然辈分弄得清楚，那就算是“从祖”吧！

　　郭子仪，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曾率兵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是唐朝起死回生的首功之臣，“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在当时享有崇高威望。
　　跟郭子仪搭上了关系，郭崇韬便开始自视清高，全凭门第选人用人了。
　　日期：2014-03-03 19:34:00
　　尽管“浙系”、“闽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地方系”的抗争却搞得如火如荼，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郧西王朱常湖等人率领的义军。
　　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初四，活动在闽北地区的郧西王朱常湖与王祁、李长蛟率义军攻克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清总兵李应宗、副将曹胤吉、建宁知府高简战死。义军占领建宁府后，又连克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松溪、政和、寿宁等地。
　　朱常湖所率义军在福建北部地区的活动，让浙闽总督张存仁如坐针毡。前面提到过，仙霞关是浙江进入福建的主要通道，穿过仙霞关之后可以直抵福建的浦城。朱常湖义军占领的这些县城，恰恰是在福建境内给浦城来了一个“半月形包围圈”。
　　浦城一旦被义军占领，从浙江通过仙霞关进入福建的主要陆路通道将完全中断。清军想从浙江进剿，刚进门就得挨踹。海路就更指望不上了，就清军水师那点家底，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收拾起来都不费力气。
　　如果浙江与福建的联系被切断，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南明军队拿下整个福建不过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福建失守，等于是将广东的佟养甲、李成栋扔下不管（当时“三王”正在避暑，尚未打通湖南）。
　　一座小县城关乎华南的局势，杭州的张存仁不敢有丝毫懈怠与侥幸。

　　眼看浦城危急，张存仁一面向多尔衮奏报，说福建“遍地是贼”，一面砸锅卖铁地调兵遣将，好不容易抽出一千兵马，于七月下旬驰赴浦城。
　　八月初九，义军进攻浦城，被张存仁的援军击溃，李长蛟阵亡。朱常湖、王祁决定调整进攻方向，往沿海地区推进，以图联络“浙系”和“闽系”。十月十三日，义军围攻福宁州（今福建霞浦）。
　　清军分巡福宁道潘映娄负隅顽抗，义军将福宁州围困了四个月，福宁城内“士民饿殍过半”。次年二月初五，弹尽粮绝的清军被迫出城讲和，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增援。结果，时间倒是拖延了，但是援军迟迟不到。没办法，张存仁也是“光杆司令”一个。
　　四月初五，义军攻陷福宁州。
　　除了朱常湖的义军以外，兴化府也在七月爆发了王继忠、王时华等人组织的绅民起义，并于八月将兴化重重围困。十一月，清福宁道彭遇恺、巡按御史周世科赶来救援，义军被迫撤入山区。由于福州遭到朱以海的“浙系”军队“骚扰”，周世科率军回援，义军再次出山围攻兴化，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
　　永历二年（1648年）初，被郑芝龙胁持降清的隆武大学士朱继祚获得清廷批准，从北京返回原籍福建莆田。朱继祚一回来就“原形毕露”，坚定支持义军的抗清斗争，并秘密策反了彭遇恺作为内应。义军会同“浙系”杨耿的军队发起总攻，里应外合攻取兴化，守将张应元溃败，逃往仙游。
　　至此，福州已完全处于“浙系”、“地方系”朱常湖义军和朱继祚义军的包围之中，几乎成为一座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