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自开国以来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随着后赵的迅速崛起，边境一再南移，驻守淮河南北的疆臣可谓是首当其冲，其地位显得益发重要。由于王导本人是开国元老，德高望重，而且历来奉行宽和的政策，所以在诸侯面前还能勉强压住阵脚。但是当资力甚浅、仅凭裙带关系便掌握大权的庾亮上台以后从严执政，情况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豫州刺史祖约认为自己的资历不在卞壶、郗鉴而未能列入顾命大臣之列，于是认定必然是庾亮私自篡改了命帝遗诏，这种心态就能德高望重的陶侃也未能幸免。驻守江北的历阳内史苏峻虽然屡立战功，但是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总是排名最后，久而久之便心生冤枉，加之他麾下的万余士兵骁勇善战、装备精良，久而久之便心生冤枉开始藐视朝廷，而且还招纳亡命之徒来扩充实力。

　　庾亮对于疆臣的不满情绪自然也有所觉察，在他看来苏峻、祖约虽然地处要津但实力有限，尚不足为虑，陶侃非但手握重兵而且身浮众望，所以便把防范的重点集中在了西线，并委派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另外，为了加强建康以东的防务，庾亮将尚书仆射王舒外放为会稽内史，并在石头城修筑工事以防不测。面对太后临朝、政出舅族的现实，继任为丹阳尹的阮孚敏锐地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他认为庾亮在毫无威信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措施必然会引发内乱，毅然要求外放为广州刺史以避祸。阮孚在当时也是一代名士，以好酒而闻名，其父阮咸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

　　随着庾亮的步步进逼，南顿王司马宗被解除了兵权而非常不满，一心想废除执政而重掌大权；而庾亮也因为司马宗与苏俊关系密切而担心里应外合，也想致他于死地而后快。恰好这个时候，御史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庾亮便命令右卫将军刘胤率兵抓捕；司马宗奋起反抗，结果为刘胤，其宗族则被贬为庶人。太宰司马羡也因此而被贬为弋阳县王，大宗正虞胤则被

　　贬为桂阳太守，庾亮如此处置宗室的作法顿时震惊了朝野。成帝并不知道司马宗的死讯，由于多日未见便向庾亮打听他的下落，得到的回答则是因谋反而伏诛。于是年仅六岁的司马衍问道：“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 庾亮闻听此言顿时惊恐失色，总算是领教到了小皇帝的精明。
　　就在庾亮忙于巩固政权的同时，前线再次告急。前赵将领黄秀率部犯边，顺阳太守魏该仓皇退往襄阳，后赵将领石聪则对重镇寿春发起了进攻。祖约屡次上表求援，朝廷拒不出兵，结果被敌军攻克了阜陵，杀掠五千余人，直接威胁到了京师。就在朝廷惊恐万状之时，幸亏苏峻及时命令其部将韩晃果断出击并击退石聪，总算化解了燃眉之急。紧接着，东晋再度暴发了内乱，济岷太守刘凯等杀害了下邳内史夏侯嘉并归降了石勒，后赵将领石瞻先后击溃了河南太守王瞻以及彭城内史刘续，攻克了邾城以及兰陵石城，形势对东晋越发地不利起来。面对后赵的咄咄攻势，东晋朝廷非但无意维护边疆的安宁，反而异想天开地妄图人为地开凿涂塘来抵御胡寇。这对于驻守淮北的祖约来说，顿时产生了一种被朝廷抛弃的感觉，于是很自然地便与苏峻结成了同盟。

　　日期：2008-10-28 15:41:00
　　第六章 南北混战
　　一，郭璞赴死
　　公元324年，“八王之乱”以来的混乱局面终于略有改观，天下大势逐渐由群雄逐鹿演化成为了南北对峙，不过当时不论南方还是北方，其内部尚未实现统一，而是形成了几大战略集团共存的复杂局面。北方中原地区被继承刘汉衣钵的前赵和自立门户的后赵瓜分殆尽，它们分别定都于长安和襄国（位于河北），两大集团俨然形成了东西抗衡之势。东晋虽然在名义上一统江南，但其内部则分为偏安建康的皇室集团以及以大将军王敦为首的荆州集团，沿长江一线形成了上下之争。除此以外还有三股势力相对弱小的战略集团，其中鲜卑慕容部割据辽东，凉州张茂盘踞陇西，氐酋李雄则在益州创立了大成国。

　　自身实力的强弱固然是在乱世中求取生存的关键，但是在一个集团的内部，最高权力能否顺利交接也是极其重要的。单纯从接班人的角度来看，形势似乎对王敦最为不利，由于他自身并无子嗣，直到很晚才决定收养王含之子王应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随着晋元帝的驾崩，王敦认为改朝换代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于是便在开始放手行动起来，其主要措施是调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不过在王氏宗族的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王导以外，刚刚被委以重任的王舒也同样安于现状而愿意采取冒险行动。王舒之子王允之由于深受王敦喜爱而长期留在身边，他将王敦与钱凤的密谋告诉了当时担任廷尉的父亲，于是王舒与王导联名向明帝告发，朝廷与王敦之间可谓是势同水火。

　　东晋虽然开国不久，但是毕竟继承了西晋的法统，皇室的根基相当巩固，即使大军直捣建康也未必能够号令全国，因此王敦决定采取首先清除外围。会稽内史周札一门五侯，宗族强盛，王敦对其十分忌惮。恰好这时有一名道士李脱在当地以妖术惑众，于是便乘机诬陷周凯之弟周嵩以及周札之侄周筵等人与起同谋不轨，并且派遣参军贺鸾赶往吴中，协助沈充剿灭了周氏。

　　不过王敦本人尚未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就突然沉疴不起，形势可谓是急转直下，他匆忙矫诏任命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同时任命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便执掌军权。他对谋事钱凤说：“王应年少，难当大事。我死之后，上策是遣散部属，归顺朝廷，这样方可保全门户；中策则是退守武昌，形成割据；下策则是乘我一息尚存，全力一搏，直取建康以求侥幸之功。”而钱凤却并不认同这个判断，他认为改朝换代已经是指日可待，为了建立将来辅佐幼主建立不世之功。钱凤的冒险计划得到了沈充的支持，二人打算在王敦死后立即发兵作乱。

　　晋明帝自然不甘心束手就擒，他在元老光禄勋应詹的支持下决定乘王敦病危而主动备战，于是加封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中书令温峤为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与右将军卞敦守卫石头城，尚书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中书监庾亮领左卫将军，吏部尚书卞壶行中军将军。这些大员当中惟有郗鉴曾经在兖州刺史任上有过军事实践经验，他认为朝廷加封这些武职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当务之急乃是召集手握重兵的将领火速勤王。明帝当即采纳了郗鉴的建议，征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人入卫京师。

　　司徒王导听说王敦病故，竟然率领宗族子弟提前为其发丧，许多人都误以为王敦已死，于是明帝下诏列举其罪恶，把王敦之“死”说成是死有余辜，并且声称要亲统诸军讨伐钱凤。王敦见到诏书后勃然大怒，毅然起兵。此时的王敦由于重病缠身，无法亲自出征，于是便让记室郭璞占卜吉凶。郭璞博学多才，涉猎极广，风水、方术无不精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身处下僚却能忠心于王室。王敦对此当然有所警觉，并且怀疑他是温峤、庾亮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内应，于是便想以此来做最后的试探。郭璞对王敦的意图当然有所察觉，但是他依然直截了当说：“出师不利”。王敦又要他为自己测算一下寿命，郭璞则说按照刚才的卦象推断：“明公起事，祸必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王敦随即问道：“卿寿几何？”郭璞答道：“命尽今日日中。”于是王敦当即下令处死了郭璞。